演繹推理，是從一般的知識(前提)推出特殊或個別的知識(結論)的推理。例如：
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其死都比泰山還重，
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
所以，張思德同志的死比泰山還重。
這是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演繹推理，所以又叫“三段論”。前兩段叫“前提”，第三段就是“結論”。第一個前提表述了一個進步的價值觀，第二個前提表述了一個客觀的事實，根據這兩個前提的內容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就可以得出結論，這個結論是對個別事物──張思德的死做出的價值判斷。假如我們寫論說文，要對張思德的死發表見解，而這見解就是他的死“比泰山還重”，我們就不妨把這個推理結構作為自己文章的論說結構：第一層闡述“一切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都比泰山還重”，第二層說明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最後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稍加發揮，即可結束全文。
“三段論”還有其他形式。例如：
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我們是真心實意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的，
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這個“三段論”的第一個前提是一個必要條件的假設判斷，表述了一個普遍的真理；第二個前提表達了一種意願，一種決心，肯定了第一個前提中的結果；由此推出結論，肯定了第一個前提中的條件。假若我們要提倡“實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妨以此為文章的基本框架，形成論證結構。
對於青年人的求異思維有三種不同的態度：或者加以正確的引導，或者在一旁指手劃腳地批評，或者堅決反對，強行壓制；
我們不應該去指手劃腳地批評，也不應該去反對，去壓制；
所以，我們應該加以正確地引導。
這也是一個“三段論”，不過它的第一個前提是一個選擇複句，提出了“三種不同的態度”(對待青年人的求異思維基本上也就是這三種態度了)，這三種態度是彼此排斥的。第二個前提否定了兩種態度，從而推出結論，肯定了唯一可取的正確態度。如果我們想寫一篇文章，論述“對青年人的求異思維應取正確引導的態度”，不是也可以把這個推理結構作為文章的論證結構嗎?
上面說的都是“演繹推理”，都是“三段論”。形式邏輯的其他推理形式也可用來作為文章的論證結構，比如歸納推理和類比推理。
和演繹推理不同的是，歸納推理不是從一般推出個別，而是由個別、從特殊推出一般，是從特殊的、個別的事實中推出普遍性結論。鄒韜奮先生的《呆氣》一文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歸納推理”結構：
要鼓起勇氣和保持正氣，需要有呆氣；
研究任何學問要求造詣深邃，需要有呆氣；
委身革命事業以拯救同胞，需要有呆氣；
欲能忠於職守，需要有呆氣；
交朋友，也以有幾分呆氣者為可靠；
所以，呆氣好處極大，不可沒有。
從第一段開始，每層說一個方面，連續幾層，把人生的各個方面差不多都說到了；既然無論乾什麼都非有幾分呆氣不可，“人不可不有幾分呆氣”的結論就不可動搖了。
下面是兩篇例文。
《孔乙己》中的一句話
葉聖陶
魯迅先生那篇《孔乙己》，國文課本選用的很多，中學同學想都熟悉。全篇用酒店小夥計的口氣，描寫一個叫做孔乙己的人物：他讀書不成，潦倒非常，終於做小偷，被人家打斷了腿，默默而死。其中表現出舊式教育的不易發展人的才能，潦倒的讀書人的意識和姿態，以及社會對於不幸的人的冷淡──除了隨便的當作取笑的資料以外，再沒有其他的關心。
全篇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那酒店小夥計說他在店裡專管溫酒，單調而無聊。“掌柜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就從孔乙己引人發笑，使人快活這一點上，把孔乙己這個人物刻畫出來，讓讀者認識。刻畫雖不限於一方面(計有孔乙己所受的教育，生活越來越壞的過程，心緒上的頹唐而自負等方面)，可是著墨不多，而且都以小夥計在酒店裡的所見所聞為範圍，而且都不脫離“引人發笑，使人快活”的線索。一則說“引得眾人都鬨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再則說“在這時候，眾人也都鬨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第三回又說“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里走散了”：把範圍和線索點得很清楚。後一部分，用孔乙己所欠的酒賬作線索。從這個線索，敘出孔乙己“仍舊是偷”，以至被打折了腿；又敘出他最後一回的到店喝酒；末了用掌柜在年關和第二年的端午都看著粉板上的掛賬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表示他永不再來，可能已經默默而死。
寫了前一部分，接著就是後一部分，似乎也未嘗不可。可是作者在前後兩部分中間插了一句話：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
就小說寫作的理想說，一句話該有一句話的必要和效果。若是可有可無的話，就不必寫。要判定某一句話是否可有可無，不妨就從必要和效果著眼。不必要的，不增加什麼效果的，就是可有可無的話；非有不可的，能夠增加效果的，就是決不該漏掉的話。現在試看這一句話屬於哪一類。
《孔乙己》前一部分是平敘，就是小夥計敘說關於孔乙己的所見所聞，是綜合了平時的經驗來敘說的，並非敘說某時某天的所見所聞，其間沒有時間的關係。後一部分是直敘，就是小夥計敘說中秋前的兩三天掌柜結賬，引起掌柜和酒客關於孔乙己的談論，將近初冬，孔乙己忽然來喝酒了，受了旁人的一陣訕笑，年關和第二年的端午掌柜看賬，都提到了孔乙己，這些都是敘說某時某天的所見所聞，其間有時間的關係。從平敘轉到直敘，插入前面提出的那句話，一方面把以前的平敘總結一下(那句話本身也還是平敘)，一方面又給前後兩部分立一個明顯的界限。
那句話的上半句“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和前面“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的話相應，而且補充了前面的話的意思。孔乙己所以引起小夥計的興味，把他敘說出來，無非因為他“這樣的使人快活”，讓小夥計自己“可以笑幾聲”而已；否則再也不會記得他了。作者寫孔乙己，當然不是為了“使人快活”，引人“笑幾聲”；他在篇幅的背後蘊藏著深刻的批判和無限的同情。可是從作為敘說者的小夥計看來，孔乙己只是一件可以取笑的引人發笑的資料。就在這一層上，也暗示出作者的批判和同情。
那句話的下半句“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見得別人從孔乙己得到快活，不過是偶然的湊趣，並非必不可缺少的事。既非必不可缺少的事，豈不是孔乙己這個人物就在“使人快活”這一點上，也只是無關重要的嗎?豈不是他的存在與不存在對於別人都毫無關係的嗎?於是，後一部分用孔乙己所欠的酒賬來作線索，有了確切的根據，成了自然的聯繫。掌柜幾次的記起孔乙己，提到孔乙己，都只為他有欠賬，並不為他能夠“使人快活”(雖然他到店來喝酒的時候又不免取笑他一番)。若不在粉板上掛了賬，孔乙己不在面前的時候，掌柜是決不會想到孔乙己的。不幸的人在一般人心裡這樣的沒有地位，這意思從插在前後兩部分中間的那句話傳達出來。讀者若能細心體味，自然可以理會。
再說那句話里的“別人”，當然包括小夥計自己在內；而且自指的成分比兼指他人的成分多。小夥計因孔乙己“這樣的使人快活”，對他感到興味；雖然感到興味，可是不一定需要他。“別人也便這么過”，意即“我也便這么過”，無異自敘的口氣。假如認為自敘的口氣，就與前面所說“專管溫酒”是“一種無聊職務”，在店裡任事“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有些單調，有些無聊”等話相應。“也便這么過”，換句話說，就是耐著單調和無聊，還是每天站在櫃檯里溫酒而已。這話里透露著深深的寂寞之感。它與末後掌柜取下粉板來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的寂寞情景相配合，它與篇中凡孔乙己引人鬨笑的情節骨子裡都蘊蓄著人生的寂寞相配合，構成了全篇的寂寞的空氣。
有些人說語體文沒有什麼講頭。像這裡所提出的《孔乙己》中那句話，簡單明白，當然更沒有什麼講頭。殊不知如果把那句話輕易滑過，就會毫無所得。要細心研讀，才有以上幾層意思可說(而且未必就此說盡)。從這幾層意思看，就會明白那句插進去的話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在結構上是必要的，在作用上是能夠增加效果的。
(選自《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
本文的基本論點是“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么過”這句話是必要的和有效果的。而全文則是一個“演繹推理”的三段論結構。開頭四個自然段交代小說情節和所要評論的一句話，從第五段進入論證結構，我們可以把它的結構框架提要如下：
小說中非寫不可的話都是必要的，能夠增加效果的，否則就是可有可無的；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一句，“一方面把以前的平敘總結一下”，一方面又給前後兩部分立一個明顯的界限；這句的“上半句”與前面的話“相應，並且補充了前面的話的意思”，“也暗示出作者的批判和同情”；這句話的“下半句”傳達出了“不幸的人在一般人心裡這樣的沒地位”的意思；這話還“透露著深深的寂寞之感”，這話和其他因素相配合，“構成了全篇的寂寞的空氣”。
所以這句話“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在結構上是必要的，在作用上是能夠增加效果的。
它的第一個前提是小說理論上的普遍原則，第二個前提充分展開，從結構和意義兩方面分析了評價對象，說明它符合“普遍原則”中提出的價值標準，因而就合乎邏輯地推出了最後的結論。
在義與利之外
周國平
“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繞著“義”“利”二字打轉。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經有過一個“人皆君子，言必稱義”的時代，當時或許有過大義滅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見的是借義逐利的偽君子和假義真信的迂君子。那個時代過去了。曾幾何時，世風劇變，義的信譽一落千丈，真君子銷聲匿跡，偽君子真相畢露，迂君子豁然開竅，都一窩蜂奔利而去。
“時間就是金錢!”企業家用這句話促進生產，本無可非議。但世人把它奉為指導人生的座右銘，用商業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結果就使自己的人生蒙上銅臭，使人際關係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係。
我們曾經批判過人情味。如今，連人情味也變得昂貴而罕見了。試問，不花錢你可能買到一個微笑，一句問候，一丁點兒惻隱之心?
不過，無須懷舊。想靠形形色色的義之說教來匡正時弊，拯救世風人心，事實上無濟於事。在義利之外，還有別樣的人生態度。在君子小人之外，還有別樣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說：“至人喻以情”。
義和利，貌似相反，實則相通。“義”要求人獻身抽象的社會實體，“利”驅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質利益。兩者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義”教人奉獻，“利”誘人占有，前者把人生變成一次義務的履行，後者把人生變成一場權利的爭奪，殊不知人生的真價值是超乎義務和權利之外的。義和利都脫不開計較，所以，無論義師討伐叛臣，還是利慾支配眾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緊張。
如果說“義”代表一種倫理的人生態度，“利”代表一種功利的人生態度，那么，我所說的“情”便代表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它主張率性而行，適情而止，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義，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成為你，僅在於你的真實的“自我”。生命的意義不在奉獻或占有，而在創造。創造不同於奉獻，奉獻只是完成外在的責任，創造卻是實現真實的“自我”。至於創造和占有，其差別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寫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帶來的名利地位，創造注重的只是創作本身的快樂。有真性情的人，與人相處唯求情感的溝通，與物相觸獨鍾情趣的品味。尤為可貴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為利所逐的時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種閒適之情。我不是指中國士大夫式的閒情逸緻，也不是指小農式的知足保守，而是一種不為利驅、不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懷。仍以寫作為例，我想不通，一個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詩足矣。倘無此奢求，則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寫作也不過是這活得自在的一種方式罷了。
肖伯納說：“人生有兩大悲劇，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我曾經深以為然，並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輕鬆俏皮。但仔細玩味，發現這話的立足點仍是占有，所以才會有占有欲未得滿足的痛苦和已得滿足的無聊這雙重悲劇。如果把立足點移到創造上，以審美的眼光看人生，我們豈不可以反其意而說：人生有兩大快樂，一是沒有得到你心愛的東西，於是你可以去尋求和創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愛的東西，於是你可以去品味和體驗?當然，人生總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輕利的人所體味到的辛酸悲哀，更為逐利之輩所夢想不到。但是，擺脫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許多瑣屑的煩惱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氣度些。我無意以審美之情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達了我自己的一個信念：在義利之外，還有一種更值得一過的人生。
(選自1988年9月17日《人民日報》，有改動)
本文的觀點是提倡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但它不是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張，而是從“倫理的人生態度”和“功利的人生態度”說起，然後再提出“義利之外”的人生態度。這樣，全文就形成了一個基本的論證結構：
有三種人生態度：倫理的、功利的、審美的；
倫理的、功利的人生態度都無視人的心靈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自我”，並造成人際關係的緊張；
所以“審美的態度”是一種更值得一過的人生。
這也是一個演繹推理的三段論結構。
人才搶奪
曾白融
春秋時代，諸侯爭王爭霸，連年混戰。很多賢君懂得了用賢而霸的人才學理論，因而爭相招致人才。燕昭王於易水之濱，築招賢台，積黃金於台上，以奉四方賢士。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弱小的燕國，短期內變得國富兵強。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幾乎滅掉了齊國。秦孝公下令國中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商鞅聞令入秦，使秦富強起來。
以上是公開的以官位、以名利招賢，而有的卻是出奇計、用計謀搶奪人才。齊國公子小白和公子糾爭位，管仲傅於公子糾，鮑叔牙傅於小白。管仲箭射小白，小白佯死，得反國繼位，是為齊桓公。管仲借魯國兵與齊戰，大敗。桓公遺書魯國，逼魯莊公殺了公子糾，而對管仲呢，桓公卻說要親手殺死他。其實鮑叔牙早已說通桓公：“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因此桓公“實欲用之”。而魯國智士施伯也看出了管仲是個非常之才，因此初時勸魯莊公留管仲於魯，後又勸他殺掉。齊使者隰朋是知道桓公用心的，因此威脅魯莊公說，桓公必要親手“醢之”才“甘心”。魯只得將管仲囚歸齊。齊即以之為大夫。管仲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秦穆公更是出奇計搶奪人才的高手。晉滅虞國，虞國臣百里奚歸晉。晉比之於仆妾，以之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他中途逃奔楚國。楚王以為圉人牧馬於南海，秦穆公打聽得此人是個賢者，但怕提醒了楚國。因此用五張羊皮這種最低價錢贖回了百里奚。穆公即授以國政，號曰五羊大夫。百里奚又推薦了蹇叔，穆公遣公子縶假作商人，從宋國悄悄地迎來蹇叔，也授上大夫之職，與百里奚同稱二相。
20世紀的今天，比之春秋時代，地球好像縮小了，不少人已具有四海為家的意識，但各國如何招致人才，留住人才，仍然是個題目。
本文是一個“歸納推理”的結構：燕昭王築招賢台，“士爭趨燕”，燕於是“國富兵強”；秦孝公以官位招賢，也富強起來。這都是以官位、名利招賢。齊桓公得管仲而為“五霸之首”，秦穆公得百里奚、蹇叔以為“二相”，則都是“出奇計、用計謀搶奪人才”。以上四君雖手段不同，但都“懂得”人才學理論，都能得賢才而富國家、成霸業，由此可推出一個普遍規律：各國要想富強，必須設法招致人才，留住人才。全文就是這樣一個推理結構，簡潔明朗，很便於學習。
思路與章法訓練三 論說展開的常用技法
【訓練要求】
學習論說展開的常用技法，訓練論說文寫作的一般章法，用來指導寫作與說話的實踐。
【知識導引】
上一單元我們學習“論說結構的基本模式”，解決的是論說文(實際也包括論說性講話)的整體框架問題。“架子”搭好了，進一步的工作就是填充具體的內容。如果是“起承轉合式”框架，“承”和“轉”就是要“填充”的重點部分；如果是“邏輯推理式”框架，其前提就是要“填充”的重點部分。“填充”，就是論說的展開，就是內容的具體化。文章框架就像人的骨架。骨架不好，血肉就無以支撐；而如果只有骨架沒有血肉，自然也不成人形。所謂論說的“展開”，所謂內容的“具體化”，就是要使文章充實起來，有血有肉。論說展開的常用技法，有如下兩種。
一 用分論點展開論說
論說某一觀點、某一事理，從不同側面、不同層次去展開，這每一層、每一面就是一個“分論點”。比如《六國論》“承”的部分就是用兩個分論點：(韓、魏、楚)以地賂秦，自取滅亡；齊、燕、趙未曾賂秦而以賂者亡。而《呆氣》則是先列述五個分論點，最後歸納出結論。在《〈孔乙己〉中的一句話》里，展開的是第二個前提，先從結構方面說，再從意義方面說；意義方面再分成三點來說，都是屬於分論點的技法。
使用分論點的要求是：扣得住、分得開、排得順。“扣得住”，是說所列的幾個分論點應該是從同一角度回答同一問題的；如果是有的從“是什麼”的角度說，有的從“為什麼”的角度說，又有的從“怎么辦”的角度說，就是沒有“扣住”中心觀點，這樣寫的文章實際上論點就難以集中了。比如有的同學以“讀書樂”為題列了如下的論述提綱：
1．讀書是苦的，但苦中有樂；
2．讀書要有目的、有方法，才能真得其樂；
3．讀書可以使人變得更聰明，所以其樂無窮。
這三條，每條回答一個問題，而不是從同一角度回答同一問題，就是沒有“扣準”。“分得開”，是說所列分論點之間界限清楚，不互相交叉重疊，沒有包容的關係。某同學以“讀書樂”為題所列的如下提綱就沒有分開：
1．讀書可以增長知識，充實頭腦，一樂；
2．讀書是一種高雅的精神活動，二樂；
3．讀書可以提高素養，陶冶情操，三樂。
第三條所說的“提高素養”實際包容了第一條的“增長知識，充實頭腦”，而“陶冶情操”與“高雅的精神活動”也有交叉：這就造成了邏輯混亂，思路不清。“排得順”，是說分論點的先後順序要合乎情理，合乎邏輯。也是以“讀書樂”為題，某同學的如下提綱就有排得不順的毛病：
1．讀書能使人解脫煩惱，振作精神；
2．讀書能給人豐富的知識，高度的智慧；
3．讀書能使人熱愛生活，熱愛工作；
4．讀書能使人樹立遠大理想，培養高尚情操。
這幾個分論點都是從“為什麼”的角度闡述“讀書樂”的，所以是“扣得準”的。但它有“分不開”的問題，第1和第3似乎可以合併，現在分開說必有交叉。這裡還有順序的問題，第1、第2，應該先說哪一條?恐怕得先2後1；第3、第4，應該先說哪一條?恐怕得先4後3。如果1、3合併，那么比較合理的順序應該是：
1．讀書能給人豐富的知識，高度的智慧；
2．讀書能使人樹立遠大理想，培養高尚情操；
3．讀書能使人精神振奮，熱愛生活，熱愛工作。
下面的提綱就符合“扣得住”、“分得開”、“排得順”的要求：針對青年人，從“為什麼”的角度回答問題：
1．讀書可以增加知識；
2．讀書可以明辨是非；
3．讀書可以增長才幹；
4．讀書可以陶冶情操。
針對曾經失去過讀書機會的某些中年人，從“為什麼”的角度回答問題：
1．讀書可以增補知識；
2．讀書有助於工作；
3．讀書有益於教育子女。
針對老年人，從“為什麼”的角度回答問題：
1．讀書可使老有所養(神)；
2．讀書可使老有所長(智)；
3．讀書可使老有所為。
針對不善於讀書的人，從“怎么辦”的角度回答問題：
1．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
2．要注意“博”與“深”的結合；
3．要注意學以致用。
針對不愛讀書的人，從“是什麼”的角度回答問題：
1．讀書之樂在於“學而有思”；
2．讀書之樂在於“每有會意”；
3．讀書之樂在於“學以致用”。
從上面所列論說提綱我們還可以看到，同樣是回答“為什麼”，因為針對對象不同，回答的內容也有所不同，所謂“扣得住”，如果嚴格要求，就應該是這樣的。如果從“排得順”的方面看，分論點之間有的是並列關係，有的則是遞進關係。下面請看例文。
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節選)
茅 盾
《水滸》的人物描寫，向來就受到最高的評價。所謂一百單八人個個面目不同，固然不免言之過甚，但全書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打以上各有各的面目，卻是事實。
……
個個面目不同，這是一句籠統的評語；僅僅這一句話，還不足以說明《水滸》的人物描寫的特點。試舉林沖、楊志、魯達①這三個人物為例。這三個人在落草②以前，都是軍官，都有一身好武藝，這是他們相同之處；他們三個本來都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要落草的，然而終於落草了，可是各人落草的原因又頗不相同。因為高衙內想把林沖的老婆弄到手，於是林沖吃了冤枉官司，刺配③滄州，而對這樣的壓迫陷害，林沖只是逆來順受，所以在野豬林內，魯達要殺那兩個該死的解差，反被林沖勸止；到了滄州以後，林沖是安心做囚犯的了，直到高衙內又派人來害他性命，他這才殺人報仇，走上了落草的路。楊志呢，為了失陷花石綱④而丟官，復職不成，落魄⑤賣刀，無意中殺了個潑皮⑥，因此充軍，不料因禍得福，又在梁中書門下做了軍官，終於又因失陷了生辰綱，只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只有魯達，他的落草卻是“主動”的。最初為了仗義救人，軍官做不成了，做了和尚；後來又為了仗義救人，連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水滸》從這三個人的不同的遭遇中刻畫了三個人的性格。不但如此，《水滸》又從這三個人的不同的思想意識上表示出三個人之不同遭遇的必然性。楊志一心想做官，“博個封妻蔭子⑦”，結果是賠盡小心，依然落得一場空。林沖安分守己，逆來順受，結果被逼得無處容身。只有魯達，一無顧慮，敢作敢為，也就不曾吃過虧。對於楊志，我們雖可憐其遭遇，卻鄙薄其為人；對於林沖，我們既寄以滿腔的同情，卻又深惜其認識不夠；對於魯達，我們卻除了讚嘆，別無可言。《水滸》就是這樣通過了絢爛的形象使我們對於這三個人發生了不同的感情。不但如此，《水滸》又從這三個人的思想意識上說明了這三個人出身於不同的階層。楊志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⑧之孫”，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蔭子”，只要有官做，梁中書也是他的好上司。林衝出自槍棒教師的家庭，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他有正義感，但苟安於現狀，非被逼到走投無路，下不來決心。至於魯達，無親無故，一條光棍，也沒有產業，光景是貧農或手藝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軍官。《水滸》並沒敘述這三人的出身(只在楊志口中自己表白是將門之後)，但是在描寫這三個人的性格時，處處都扣緊了他們的階級成份。
因此，我們可以說，善於從階級意識去描寫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滸》的人物描寫的最大一個特點。
(選自《茅盾評論文集》上)
這篇文章也是回答“是什麼”的，即《水滸》人物描寫和結構的特點“是什麼”。節選的這一部分闡釋了其人物描寫的“最大一個特點”。在展開論述時使用了分論點：《水滸》從三個人的不同遭遇中刻畫了三個人的性格；《水滸》又從這三個人的不同思想意識上表現出三個人之不同遭遇的必然性；《水滸》又從這三個人的思想意識上說明了這三個人出身於不同的階層。這三個分論點並不是平行、並列的關係，而是一層比一層更深入，所以作者在分論點之間都用“不但如此……又……”加以銜接，最後得出結論：“因此，我們可以說，善於從階級意識去描寫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滸》的人物描寫的最大一個特點。”
二 用論說方法展開論說
寫論說文，可以使用許多不同的論說方法，比如舉例論說、析理論說、對比論說、比喻論說、類比論說、引語論說、釋義論說、歸謬論說等等，前面講“用分論點展開論說”，展開論說的基本單位是“分論點”，在那裡，論說方法是為分論點服務的。比如，《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闡釋其人物描寫的“最大一個特點”時，用了遞進的三個分論點，在論說每一個分論點時，都舉出林沖、楊志、魯達三人為例。“方法”在分論點的下位，為分論點服務。現在講“用論說方法展開論說”，方法成為展開論說的基本單位，是直接為文章的基本觀點服務的。比如，《學問不可穿鑿》一文，“承”的部分都用舉例法，“轉”的部分又用引言釋義法。《不幸與幸運》一文，除了舉例(有正面事例，有反面事例，形成對比)，還打比方，析事理，也是用不同的論說方法直接闡述中心論點的。
用論說方法作為展開的手段，要注意“選得新、說得切、聯得緊”。“選得新”，是說所用材料要有新鮮感。舉例子、做對比、引言論、打比方等等，都得用材料，這材料應該是自己“發現”的。這“發現”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別人沒有用過，或者根本不了解的，一是別人熟知，但從未從“這個”角度、“這個”意義上使用過的。《懷疑與學問》中所用的戴震問塾師的事，《良心無價》中一個“豆腐倌”的事，就屬於第一類的發現；《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中林沖、楊志、魯達的故事，《從“戰勝自我”想到的》中的用錢紅、李小雙等人的材料，就屬於第二類的“發現”。用打比方的方法來論說，更要講究比方的新穎性。所謂“說得切”，是要求材料與觀點的統一，材料不僅要在性質上適合觀點的需要，而且在敘述的角度上也要與觀點完全吻合。下面是用同一材料說明不同觀點時所做的不同表述，從中可以看出“說得切”的技巧。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說其名而喪其實。(《尹文子•大道》上)
用來說明“好虛名者得實害”：
宣王好虛名，他本來只能拉動三石的弓，而他的左右為了迎合他的虛榮心，都說他的弓不下九石。他因此終生蒙在鼓裡，以為自己有“九石”之力。這真是好虛名者得實害。
用來說明“阿諛奉承者實在害人”：
阿諛奉承者，看似給人“甜頭”，實際上害人不淺。古代齊國的宣王，本來只能拉動三石之弓，而他的左右在試拉他的弓的時候，拉到一半就裝做拉不動了，還都說：“這弓不下九石，除了大王您，誰還能用這么強的弓!”結果使得宣王到死都自以為能用九石之弓，可謂受害終生。
用來說明“上有所好，下必趨焉”：
齊宣王本來只能拉三石之弓，可他手下的人都說他用的弓不下九石，在試拉他的弓的時候，一個個還都拉到一半就裝做拉不動的樣子。為什麼會這樣呢?原來，宣王“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左右”的假模假式和虛偽讚詞，正是適合他的需要而產生的。“上有所好，下必趨焉”，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材料要“說得切”，一在取捨，二在詳略，三在因果的關係。第一則敘述只說“虛名”與“實害”兩個要點，突出二者之間的因果聯繫；第二則敘述則突出“阿諛奉承”，把它說成危害之“因”；第三則，先說“阿諛奉承”之果，再推說“阿諛奉承”之因，強調了“上”“下”因果的關係。
還有“聯得緊”，是說一種方法與另一種方法最好能有所聯繫，聯得越緊密越好。比如結合事例分析事理；結合引言分析事理；舉例時兼顧正反，構成對比，等等。在《重獎“活雷鋒”的困惑》一文中，有一段講“學雷鋒吃虧是不可免的”，先舉出60年代學雷鋒活動初起時的事實，那時就有人把學雷鋒的人稱為“傻子”，但“傻得光榮”。接著又即事析理，說明“傻子”以德“化人”，能促成良好的社會氛圍，這是一個“道德選擇”，所以吃“虧”不可免。在這樣分析之後，又乘勢從反面構想：“要是在做出一種道德選擇時，總是想著功利上的‘虧’與‘便宜’，那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精神依託。這樣又何必去學雷鋒呢?”這三種方法牽連而下，銜接非常自然。這樣，不僅保證了論說的充分性，而且文意順暢，有氣勢，有力量。
請看兩篇例文。
批評和自我批評
毛澤東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麼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
注釋:
〔流水不腐，戶樞(shū)不蠹(dù)〕流動著的水不會腐臭，(轉動著的)門軸不會被蟲蛀蝕。戶樞，門軸。蠹，這裡是蛀蝕的意思。)
〔懲前毖(bì)後意思是把以前的失敗作為教訓，使以後不致重犯。懲，警戒。毖，謹慎、小心〕
〔敷衍(fūyǎn)〕待人和做事，不認真負責，只做表面上的應付
〔玷(diàn)污〕弄髒。玷，白玉上面的污點
(節選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論聯合政府》第五節)
這一段文字也是用多種“方法”展開論說的典型例子。開頭一句提出論點，接著從“為什麼”的角度展開論述。先用“比喻”法(打掃房子、洗臉)，再用“引言”法(“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等)，再用“舉例”法(整風運動)，再用“析理”法(從黨的宗旨出發，用演繹推理)，最後用“對比”法(和革命先烈對比)。數法相連，層層論說，是很有說服力的。
偷 閒
李春林
七、八兩月，酷熱難當，但許多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不能享用應有的假期。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善於掌握自己的生活節奏，見縫插針，忙裡偷閒，便顯得格外重要了。
忙和閒各有意義，猶如車之兩輪，不可缺一。一張弓不能老是繃著，那樣弦是要斷的。一個人不能老是忙著，否則容易累出毛病。因此，閒有意義。但一張弓也不能總是松著，那樣就辜負了造物主的期望，“弓已不弓”了。因此，忙更有價值。正常的生活應該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光有仄沒有平，寫不出一首律詩；光有高音沒有低音，譜不出一首好曲子。一個人只有忙閒相間，生活在忙與閒的兩種境界中，才能俯仰自得，享受生活的樂趣，完成宇宙人生的永恆鏇轉。
在談閒說忙時，我特別喜歡“忙裡偷閒”一詞，這是因為：首先，“忙裡偷閒”充分肯定了“忙”，閒只能從忙裡去擠去偷。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無論是掀天揭地的大人物，還是求田問舍的普通人，大家都感到忙。忙總比無所事事強，人人都忙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其次，“忙裡偷閒”將忙與閒的關係調整到了最佳狀態。忙與閒不是截然分開的，不是忙時焦頭爛額、廢寢忘食；閒時“靜掃空房惟獨坐”、“日高窗下枕書眠”。如果說忙是一個泥人，閒也是一個泥人的話，“忙裡偷閒”等於是將這兩個泥人打碎，摻上水和成泥，重新捏出兩個泥人，這兩個泥人就是忙裡有閒、閒里有忙了。誰也不可能列出一張什麼時候該忙什麼時候該閒的準確作息時間表，因為這樣不僅太機械乏味，而且實際上也做不到。“忙裡偷閒”才是真正的善於忙和善於閒，是忙與閒的高層次的辯證法。
上面講的似乎玄虛，現在務實，請幾個忙裡偷閒的高人出來，用他們的事跡說話。在軍務繁忙之中，諸葛亮仍然羽扇綸巾，謝安依舊遊墅圍棋，這是忙裡偷閒。但正是這種忙裡偷閒的功夫，使他們具備遇事不驚、臨危不亂的能力。牛頓演算半天后坐到蘋果樹下休息，但就在蘋果樹下他由蘋果落地悟出萬有引力定律。此處的忙裡偷閒已經和閒里偷忙相得益彰了。西方的文化聖人蘇格拉底喜歡在散步中給學生講課，所以他開創的學派又叫“散步學派”。中國的大教育家朱熹在主持白鹿洞書院期間也常常與生徒徜徉於泉石山林之間，寓講說、啟迪、點化於休息、遊樂之中。在蘇格拉底和朱熹那裡，忙與閒已經水乳交融了。這幾位高人都是生活藝術的大師。
白居易曾講：“偷閒意味勝常閒。”既然我們做不成有閒階層，那么噹噹“偷閒階層”不是也挺好嗎?
(選自1994年8月19日《光明日報》)
本文的基本主張是要“忙裡偷閒”，以便掌握好自己的生活節奏，而從“為什麼”的角度展開論說。第二段主要用“比喻”法，“車之兩輪”，“弓之一弦”，詩之平仄，音之高低，一連串比喻，自然貼切。第三段主要用“析理”法，“首先”，“其次”，把“忙裡偷閒”四個字的合理性分析得相當透徹。第四段轉用“舉例”法，諸葛亮、謝安屬軍事家；牛頓屬科學家；蘇格拉底是哲人；朱熹是教育家：列舉四方面的“高人”，事例典型而又有很大的“覆蓋面”，足以使人信服。最後一段總合全文，已是水到渠成了。
思路與章法訓練四 論說文的開頭與結尾
【訓練要求】
學習論說文常用的開頭法和結尾法，學習論說文寫作的整體結構，用來指導寫作與說話的實踐。
【知識導引】
開頭和結尾是文章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它們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分解出來進行研究和訓練。前面曾說文無定法但有法，同樣，文章的開頭和結尾也是無定法而又有法的。對於初學者來說，從“有法”入手，熟而生巧，達到能靈活變通的地步，是一條學習途徑。
先說“開頭”。文章的開頭，就如一支樂曲的頭幾個音符，它對全篇文章的格調、結構都很有影響；當然，一篇文章的基本格調、結構方式也會影響到開頭的方式。如果從與“論說結構”的關係看，開頭的方式有兩大類：一類是“論說結構”的組成部分，比如，是“起承轉合”式的“起”的部分，“三段論”推理的前提部分；一類是獨立於“論說結構”之外，而不屬於它的基本組成部分。這是從“開頭”所處的地位劃分的。如果從“形式”上著眼，可以把常見的開頭概括為如下六種：
直入法 這是直接進入論點或所要議論的主要事實的方法。例如，《人才搶奪》一文，開頭就說“春秋時代，諸侯稱王稱霸，連年混戰。很多賢君懂得了用賢而霸的人才學理論，因而爭相招致人才……”這就是直接進入主要事實的方法。賈誼的《過秦論》也是這種方法。《呆氣》一文先列分論點，最後進行歸納，而開頭就直入第一個分論點，也是“直入法”。蘇洵《六國論》開頭就亮明論點，《我們的黨是不可戰勝的》開頭提出邏輯推理的大前提，也都是“直入法”。
反入法 與“直入法”相反，這是從與自己的觀點或所要議論的主要事實相反的觀點、事實入手的開頭方法。《憂聞賣假煙者言》所要議論的主要事實是賣假煙者毫不隱諱其假，而開頭一段卻說：“賣假貨的往往說假話，這大概也是情理中事吧，有誰會用‘不瞞您說，這是假貨’的真話來趕跑顧客?”《良心無價》所要論說的主旨是“至少有一樣東西大家都不能賣，那就是良心”，但開頭卻不從這裡入手，而是先說由於個人的秉性、習慣、修養的不同，對“什麼東西不能賣”這樣的問題，10個人會有10個不同的答案。然後再轉出自己的主旨。這都是“反入法”。魯迅的《拿來主義》，先從“閉關主義”說起，也是“反入法”。馬南的《燕山夜話》里有一篇《“初生之犢不怕虎”》，主旨是讚揚我國年輕一代有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氣，只要能得到正確的指導和扶掖，必能為人民事業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它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最近在人們談論世界桌球錦標賽和其他成就的時候，常常引用“初生之犢不怕虎”這句成語，來形容中國青少年隊伍里不斷湧現的新生力量。我看這句話，作為一般的比喻來說未嘗不可，但是仔細一想這個比喻卻不很恰當。因為說的是初生的牛犢，實際上比不得老虎，只是不怕而已，也許是不懂得怕；而我們的年輕一代經過實際較量完全證明，他們根本不是初生之犢可比，他們的力量比虎還要強。
明明是要說我國年輕一代的力量“比虎還要強”，卻從“初生之犢不怕虎”說起，這就是從反面的觀點入手。
漸入法 這是從一般性(一般的原則或普遍現象)入手，漸次說到文章的論點或主要事實的開頭法。我們還是來看《燕山夜話》中的一篇文章，題為“堵塞不如開導”，這也正是文章的中心\.它的前三段是這樣的：
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種種特徵，同時，一切事物又必定有它們的共性。不停的運動應該算是一切事物的共性之一。
因為一切事物都有不停的運動的力量，所以人們對待各種運動的力量採取什麼態度，則是決定人們的所作所為成功或失敗、正確或錯誤的一個根本問題。
人們對待事物運動的力量也可以採取種種不同的態度。歸結起來，有兩種態度是正相反對的。一種是堵塞事物運動發展的道路；一種是積極開導使之順利發展。前者是錯誤的，注定會失敗；後者是正確的，必然會勝利。
文章接下去就用鯀和禹治水的傳說為例進行論說。而前面的這三段文字，從“一切事物都是運動的”說到“對運動的力量”採取什麼態度是個根本問題，再說到一正一誤兩種態度，扣到題目(也是中心)上來。這就是“漸次入題”的方法。
交代法 這是一種起首先交代寫作的起因、動機、有關人物、事件的背景或文章所討論問題的影響和意義等等的開頭方法。《〈孔乙己〉中的一句話》，要分析那“一句話”是必要的，有效果的，開頭用了不少筆墨介紹《孔乙己》的故事內容，說明那“一句話”所在的位置，以便為後面的分析準備條件。《“靠山”三議》開頭一段說明寫作動機(“看看時下情形”，依“靠山”而發跡、顯榮者“似乎尚未絕跡”，所以作……)，《學問不可穿鑿》開頭一段說明寫作的緣起(幾位應屆畢業生在一起討論治學問題，而徵求作者的意見)，都是典型的“交代法”開頭。再看下面一篇文章的開頭：
我們大家生活在我國的首都北京，對於北京的今天，人人都很關心，人人都很熟悉，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應該的；而對於北京的昨天，知道的人就比較少，甚至有的人簡直對過去的事情很不了解，這是一個缺點。其實，對過去的歷史了解得多一些，能夠體會我們的先人在歷代封建壓迫下怎樣過那痛苦的生活，就一定會更加熱愛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熱愛我國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因為今天的中國和今天的北京，乃是歷史的中國和歷史的北京的一個巨大發展啊!
這是《燕山夜話》中一篇題為“北京勞動民眾最早的遊行”的開頭段。文章主體是介紹16XX年明神宗時北京街頭出現的一次大規模的勞動民眾的遊行，而開頭的作用是說明寫這種歷史事件的意義，也是一種“交代法”。
引出法 這是從某種具體的人物、事件、社會現象、自然現象等入手，引出所要論說的話題、主旨的開頭方法。本書第二單元的《願你在事業上自立》一文用的就是這種開頭法。文章的中心正如題目所示，是提倡青年人“在事業上自立”。而它的開頭卻從一家餐廳里的幾個小青年說起，由此引出要論說的話題。再看兩個例子。
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們常常看見這樣一種“傳聞堆”：一些人匯集在一起，這個說我什麼時候看見一件什麼事，那個說我什麼時候看見一件什麼事……邊說邊胡亂地評論，聽的人也隨聲附和，此消彼漲，於是乎吵吵嚷嚷，天南海北，無所不傳，無所不議，連許多有關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事都成了他們傳聞的內容。
這是題為“審言”的一篇文章的開頭。文章的主旨是提倡“要加強思想修養，學會‘審言’”。而這箇中心是由開頭所寫的“現象”中引出來的，“引出”之後才展開論述。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和風細雨’好”，主旨是主張政治思想工作要“和風細雨”，它的開頭段是這樣的：
春天來了，細雨濛濛，和風習習，春意盎然，一片生機。面對大自然的奇景幻化，一副春聯驀然湧上心頭：“細雨點破紅梅枝頭玉，和風吹開綠柳葉中金。”細加品味，感到這副對聯不僅對仗工整，音韻鏗鏘，而且包含著一定的哲理，耐人尋味。你看，細雨和風，貌似柔綿無力，實則綿中有刃，柔中寓剛，居然能開“金”破“玉”，撥動大自然的生機，實在神奇。
作者這樣繪春景、析春聯之後，在第二段才說：“由此聯想到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毛澤東同志曾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解決民眾的思想認識問題所應採取的正確方法和正確態度，用‘和風細雨’幾個字來概括，確是很有道理的。”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引入法”開頭。
設疑法 這是起首就提出疑問或值得研討的情況、擺出不同意見的開頭方法。第三單元的《“人比人，氣死人”嗎》一文，開頭就是擺出值得研討的言論並問：“這句話對不對?”這就是設疑法。第二單元有一篇《在義與利之外》，也用設疑法開頭：“‘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中國人的人生哲學總是圍著義利二字打轉。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再看一個例子：
曾經看見一些劇本，當他們寫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比如寫到曹操等等的時候，就好像在寫現代的大政治家一樣，甚至於就寫成是一個革命領袖的樣子，說的話也和現代的政治術語一樣或差不多。還有一些劇本寫到農民起義，比如寫到太平軍起義等等的時候，又寫成好像與現代的人民解放軍一樣，無論描寫他們的紀律，還是聯繫民眾的作風之類，都或多或少地套用了人民解放軍的紀律和作風，甚至有許多術語也是生搬硬套的。
這種現象好不好呢?我看很不好。但是也有人認為這種現象是好的，至少是不算壞。
(馬南《燕山夜話•最現代的思想》)
這個開頭先擺出值得研究的問題，再擺出兩種對立的意見，是個典型的“設疑法”開頭。
上述六種開頭法，各有各的長處：直入法簡潔明快，反入法跌宕曲折，漸入法居高臨下，交代法親切自然，引出法生動具體，設疑法引人思考。這些方法是從文章實踐中概括出來的，在實際運用中自然也是可以靈活變通的。同一篇文章設計怎樣的開頭，既要看文章內容，又要看自己的習慣和學識。甚至有的時候，一個開頭又可以兼用不同的方法，這都有變通的餘地。在經過一定訓練後，有了一定的開頭“設計”意識，連我們所立的這些名目也盡可以不去管它，那就真進入了“無法”的自由境界了。
文章結尾，如同開頭一樣，也是不可忽視的部分。結尾好，能使文章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能發人深思，能激發人的熱情。結尾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我們也只提出六種基本類型。
斬截法 主體結構說完就完，斬釘截鐵戛然而止，這等於是“零”式結尾。第一單元中的《從“戰勝自我”想到的》就是這種結尾法。
總結法 即對全文內容進行總括、歸納的結尾法。第一單元中的《呆氣》《談“比較”》，第二單元中的《良心無價》《學問不可穿鑿》，第三單元中的《“人比人，氣死人”嗎》等等，都是這種結尾法。
回應法 這種結尾主要是對題目或開頭進行回顧、照應。第二單元的《人才無價》《人才搶奪》除了有總結作用外，還都照應了開頭。
引申法 就是利用結尾引申出一層新的意思略加交代，或由個別而一般，或由此而及彼，這都能起到引人深思的作用。第二單元中的《“指鹿為馬”人物析》的結尾就屬這種類型。文章的主體是以“指鹿為馬”故事中的三類人物類比現實中的三類人物，主旨在於告誡人們這些人物危害極大，不得不防。到文章的倒數第二段，主體結構已經完成，而結尾另出新意：“如果有人到戲裡來對對號、照照鏡子，並不是什麼壞事。”這是說給劇作者聽的，更是說給“三類人”聽的，很有味道。再比如，《燕山夜話》中有一篇《馬後炮》，本在評述“馬後炮”一語的意義變化，指出現在“馬後炮”在一般人的口頭語中，總是帶有消極的涵義，而它原來的涵義是積極的。結尾卻引申開去，由個別說到一般：“從積極的涵義轉為消極的涵義，這個變化太大了。然而這類事情也是常有的，豈止馬後炮而已哉?”還有哪些類似的現象呢?這其中有何規律、有何教益呢?作者點到為止，並不說下去，這就夠讀者思考的了。
建議法 即在結尾中針對現實或號召，或建議，或啟發，總在對讀者有一種感召或期待，從而激發讀者起而回響，付諸行動。第一單元中的《論“笨鳥先飛”》《不幸與幸運》都是這一類型的結尾。
補充法 即利用結尾補充說明某種情況、某種意見，或附帶交代寫作的緣起、動機等等。韓愈《師說》結尾交代寫作緣起；第一單元中的《重獎“活雷鋒”的困惑》結尾“嘮叨上幾句”，暗寓對學雷鋒只是“季節”性活動的諷刺，與前面的主旨相關但不相屬，這都是“補充性”結尾。有一篇題為《談“風度”》的文章，批評某些青年人不學無術，而只想靠幾件艷麗的服裝顯示所謂“風度”，著重回答了什麼才是真正的風度的問題。而結尾是這樣寫的：“當然，總的來說，我們國家服裝的顏色和式樣，還比較單調，需要不斷改進。而且，‘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青年人穿得整齊大方、收拾得乾淨利索並無可厚非。”這一“補充”，就避免了片面性，避免了引起誤解的可能。
結尾的諸種方法，也是來源於實踐，用之於實踐的，在掌握了基本範式之後，需要從實際出發，進行靈活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