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語境的特殊性，本文從時間的維度區分為：歷時語境，從縱向的歷史時間維度，來進行研究的一類語境;共時語境：和詩人同時代語境，是以詩人所處的時代為坐標，而界定的橫向語境。無論是歷時語境還是共時語境，都以史料文本的語言形式作為載體的語境，亦即語言學中常說的語言語境，至於非語言語境，在滄海桑田、歲月變遷中，已成為雲煙，難覓蹤跡。我們能夠探討的無論是文本內的問題，或者是文本外的，幾乎都沒有可能把語境，尤其是語言學意義的非語言語境補足、恢復和還原的。研究能夠依賴的多是文本形式的史料，換言之，古典文學研究所能夠尋求依據的語境主要是語言語境。本文所提出的歷時語境和共時語境都是屬於語言語境的範疇。
共時研究的兩類語境區分：語言語境和非語言語境，把它們運用在“詩史互證”的所指“史”的分析時候發現：當本文試圖把非語言語境運用用於古典詩歌研究時候，發現語言學中通常研究著的非語言語境在古典詩歌文本的研究中已經是難覓蹤跡，如果一定試圖要找到某種對應的，或者說相似的內容，發現非語言語境的組成元素，在歲月流變中其實也轉化成為語言語境，以傳記、傳說、正史、野史、逸事等文字的形式存在。
語境的研究對象既包括語言因素，也包括非語言因素;而“詩史互證”則不同，主要包括的是語言因素，而且是特定文本：主要是歷史類文本所提供的語言因素。
3.性質的對比。從以上語境的研究範圍劃分中可見其性質：動態性、歷時性、層次性。比較之後，“詩史互證”的性質也就不難發現：古典詩歌研究所依據的史料文獻，是固化為文字的文本的形式，當然，考古新的文本文獻的發現，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從這個層面上講，也略具動態性，但“史”文獻靜態性仍然是占主要地位;從“以史證詩，是考察詩人的本事、詩中的時事或歷史背景以釋證詩歌。”這樣的界定來看，就時間視角而言，該界定中蘊含的共時性思維：詩人的本事、詩中的時事或歷史背景，都指向該類文獻與詩歌的共時性;“詩史互證”之中的“史”的文獻為詩歌的闡釋所起的作用的大小，決定了不同文獻在詩歌研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的不相同，簡言之，“詩史互證”之中的“史”的文本文獻也是具有層次性的。
由性質分析對比可見，語境的性質與“詩史互證”之中的“史”的文獻的性質有相同之處，二者都具有層次性;同時也有相異之處，前者具有動態性和歷時性，後者則具有靜態性和共時性。
語境的研究無論是從定義、功能還是研究目的這幾個方面而言，其涵蓋的範圍都超過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包含“詩史互證”;因此，將語境明確引入古典詩歌研究的意義在於進一步該領域的深度與廣度，有利於在現代的語境充分地運用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汲取語言學理論為文學研究所用，這樣有望在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拓展系統化和學理化等方面有個質的飛躍。這也就是本文把語境概念引入對漢學家宇文所安唐詩史研究，並且與“詩史互參”做了較詳細對比的原因所在。對比的目的很明確：試圖釐清語言學的語境概念與“詩史互參”的內在的關係以及表明在文學研究引入語境概念的重要性，並且對於如何運用語境概念於古典文學研究中，特別是如何用語境來透視漢學家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做了大膽的嘗試，這樣的嘗試是有價值的，也許能夠為古典文學在方法論上的更新有所參考。
結論
本文認為，語境概念對於“詩史互證”方法是有啟發的，對於“詩史互證”中的“史”，包含的種類眾多，也許可以考慮如語境研究所做的那樣，把組成“史”(本文專指與詩的研究相關的那部分文獻)的種類依據不同的標準，加以重新的界定和釐清，這樣的工作也許會為古典詩歌的研究帶來新視角，繼而帶來新研究成果，也許可以專門從傳記、傳說、正史、野史、逸事中的某一個，或者某幾個視角，對古典詩歌進行分析，例如，逸事視域的白居易詩歌研究，得出的結論或許是新穎的。
語境與“詩史互證”相似性：就研究目的而言，二者都是為語言或話語的理解提供目標文本外的研究理據;其中的區別在於，依賴語境提供闡釋依據的文本樣式眾多，而“詩史互證”需要史類提供闡釋依據的文本，主要是指詩歌這種文學樣式而言，同時也包括其它的文本樣式;前者涉及範圍寬泛，後者涉及的範圍明確。二者研究的目的類似：為所研究的文本提供文本之外闡釋的依據，以期達到就話語的理解而言，語境有確定指稱、消除含糊歧義以及充實語義等。在消除歧義以及確定意義方面“詩史互證”法中的史類文本所起的作用與語境是極其相似的，只是“詩史互證”的研究因素已經確定，以靜態性為主;語境則動態性更為明顯些;語境和詩史互證同樣都具有層次性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