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過紀念明朝滅亡三百周年、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並敘述李自成領導的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權，成立大順朝政權後，由於首領腐化並發生內部宗派鬥爭，以致陷於失敗的過程和教訓。
公元一六四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滅亡之年。歷史上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的明王朝，由於是反人民的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與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擺脫不了由強盛─衰落─滅亡的社會發展規律。明崇禎帝雖然不是一個完全昏庸無能、而是“很想有為”的執政者，但由於明朝統治至他執政的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已經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當，依賴宦官，聽信奸佞，處理國家事務政令朝三暮四，輕信妄斷，政治已腐敗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災害嚴重，災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濟，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領導的太平軍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內擾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東北的邊患已養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內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禎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滅亡。明朝滅亡的教訓是：政權腐敗，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領的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揭竿起義時，高舉“分田地、均貧富”代表農民利益的旗幟，得到廣大農民和災民的擁護，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統治、成立大順王朝的勝利。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納人善言”，採取“民主式的合議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後來犯了與崇禎同樣的錯誤，用人不當，輕信妄斷。不採納李岩的諫言，以高爵厚祿使吳三桂歸順。在防吳三桂叛變和清兵侵襲戰略上，又調兵遣將不當，導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危及大順朝的政權。同時，政紀軍紀不嚴，政權逐漸腐敗，以牛金星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權貴，忘記了代表農民利益而取得勝利之道，不關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奪，欺壓百姓，過著腐化糜爛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生活，逐漸失去人民的支持，導致轟轟烈烈的農民革命最終走向失敗。“闖王”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運動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權腐敗，失去民心。
因政權腐敗、失去民心而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在古今中外史上並不少見。在世界現代史上，蘇共的解散（亡黨）和蘇聯的解體（亡國）就是一個典型的史實。
列寧締造的布爾什維克黨（蘇共的前身），代表俄羅斯工農民眾的利益，在廣大人民民眾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參與下，發動舉世聞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時間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逝世後，從史達林專制時代開始，蘇共歷屆領導集團逐步成了特權階層。在政治上，權力高度集中，實行個人專制和官僚集團統治，嚴重損害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在人事制度上，實行任人惟親、提拔親信、排斥異已的組織路線，導致大批庸人進入各級領導層，領導無能、治國無方，逐漸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蘇共幹部享受的特殊待遇與民眾的差別越來越大，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領導集團越來越脫離民眾，從“人民的公僕”蛻變為損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權階層。後期又與美國搞軍備競賽，並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2024年而得不到絲毫利益的不義戰爭，使蘇聯經濟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使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建立起來的黨與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隨著人民民眾積怨和不滿的不斷加深，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和蘇共解散，亡黨亡國的悲劇。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於蘇共領導集團嚴重脫離民眾，攫取了不受監督的無限權力，以及腐敗嚴重，占有了巨額財富而失去民心。
從新中國成立近55年的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政權是牢固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會犯崇禎、李自成和蘇共同樣的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自遵義會議上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領導地位以來，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深刻吸取國內外的經驗教訓，高度重視密切聯繫民眾問題和反腐敗鬥爭問題。在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確立了“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民眾的自覺行動”的民眾路線，同人民民眾建立了血肉相連的緊密關係。依靠人民民眾的支持，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確的民眾路線，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範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執政為民的權力觀，克服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挫折，撥亂反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豐碩成果，使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歷史得出的結論和經驗教訓。政權腐敗必定會失民心，進而失天下。中國共產黨通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黨風問題、黨同民眾聯繫問題是關係黨生死存亡的問題”的真理。以毛澤東、鄧小平、xx為領導核心的三代黨中央和以xx同志為核心的本屆黨中央，都十分重視密切聯繫民眾和反腐敗鬥爭問題。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後，毛澤東同志就號召全黨學習這篇著名史論，並告誡全黨“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村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再次提醒全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離開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臨行前，毛澤東同志對周圍的人說：“同志們，我們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今天是進京”趕考“……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他老人家這席話真是語重心長，代表黨中央對密切聯繫民眾和反腐敗鬥爭下定了決心和信心。
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幹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
xx同志反覆指出：“我們黨對反腐敗問題，一直是重視的。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反腐敗鬥爭，是我們的重要方針。”、“實踐證明，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進行反腐敗鬥爭，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保持黨同人民民眾密切聯繫，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實踐也證明，中央關於反腐敗鬥爭的決策是正確的。”、“黨只有堅決清除消極腐敗現象，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密切同人民民眾的聯繫。”xx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學說，已作為中國共產黨治黨和治國的重要方略，分別載入黨章和憲法。
黨的十六大召開後不久，xx和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同志就到西柏坡學習考察，重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務必”的重要論斷，要求全黨同志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在新形勢下堅持做到“兩個務必”，大力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並多次告誡全黨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要始終把民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級幹部要自覺接受監督，絕不脫離民眾，絕不貪圖安逸，絕不以權謀私。”在中紀委三次全會上，xx號召全黨要“大力弘揚求真務實之風，繼續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為切實搞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加強黨同民眾的聯繫，黨中央近期先後頒布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使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進一步完善。在查處腐敗大案要案上，黨中央一貫是動真格，對各種腐敗分子決不心慈手軟，嚴肅查處，自建國以來，先後懲辦了劉青山、張子善、陳希同、王寶森、胡長清、成克傑等一批貧官污吏，純潔了幹部隊伍，振奮了黨心民心，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依紀依法懲治腐敗、加強黨同民眾密切聯繫的決心。
中國共產黨深入、持久、紮實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黨犯上李自成和蘇共同樣的錯誤。但這不等於我黨的黨風問題、黨同民眾聯繫問題已徹底解決、大功告成，中國共產黨已經絕對不會亡黨、亡國了。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由於受國內外錯綜複雜形勢的影響，腐敗現象的滋生源廣泛存在，有些腐敗現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領域的腐敗問題還相當嚴重（如金融、建築、交通等領域），反腐敗鬥爭的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複雜、艱巨。我們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堅持不懈地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每個勞動者尤其是黨員、幹部都應該從我做起，在本職崗位上勤政、廉政，遵紀守法，密切聯繫民眾，始終把人民民眾的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在成績面前要戒驕戒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要牢固樹立“腐敗不除，黨心民心不穩，國無寧日”的觀念，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不斷推向前進。我堅信，在高度確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建黨學說和執政理念、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全黨的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原則，堅持不懈地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通過全黨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不繼鞏固和發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成果，不斷鞏固和發展由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來的黨同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確保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江山萬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