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爸媽去海南旅遊的照片上看到“天涯海角”，祖國版圖的最南端，於是跟隨余老師的腳步領略海南的風土人情，自然美景，聽他述說著天涯故事。從一個故事引入，只有在天涯海角，絕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後的邊界，一切才變得深刻。海南很久之前一直被認為荒蠻，無法讓人生存，直到冼夫人統治海南，使嶺南與中原大地真正建立了空前的親和關係，這個不同尋常的女子的統領，一直讓海南這塊土地散發著母性的力量。一種在依然蒙昧、原始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確立的海南島形象。此後，中國將在無窮無盡的民族紛爭中走過千百年血腥殘殺的路程，但是海南島卻大體平靜。由唐至宋，中國的人文版圖逐漸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傾注。海南島把被貶謫的四位官員愛稱為“五公”進行紀念，那便是李綱、趙鼎、李光和胡銓，不管他們最後的命運有多少不同，但他們都愛上了這塊土地，生活地很知足。蘇東坡在六十多歲時被流放到海南島，這把年紀，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了嚴重困難，但他自給自足，畢竟是他，很快在艱難困苦中發現了生趣、美麗，開始代表中國文明的最高層次，來評價海南島，從而留下了一些美麗的詩篇。海南之行被他回憶起來竟使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了，海南島也對得起中國文化史了。而後出來的名人邱峻和海瑞都是依戀著故鄉，無比的依戀，到死時一定要回歸的人兒，沖天憾地的陽剛，冥冥中依然偎依在女性的懷抱。海南歷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園文明尤為突出，讓我以為是海南的靈魂。你看不管這座島的實際年齡是多少，正兒八經把它納入中華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島對整箇中國文明的各種貢獻中，最大的一項是由另一位叫黃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現代，還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宋氏三姐妹名播遠揚，這些女性都產生在亂世，冼夫人出現於南北朝時代，黃道婆來往於宋、元兩代更替期，宋氏三姊妹則活躍於二十世紀的戰亂中，越是亂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總是在亂世，海南島一次次對整箇中國發揮著獨特的功能。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了家園文明。蘇東坡、李光他們淚涔涔地來了，遇到了家園文明，很快破涕為笑;海瑞，邱浚他們氣昂昂地走了它，放不下家園文明，終於樂極生悲。海南籍的華僑闖蕩四海，在所有的華僑中他們可能是鄉土意識最濃的一群，也是由於家園文明。海南，色彩濃處，野性猶存，我很想有機會去走一遭。尋找前人的足跡，感受美麗風景背後的深刻意境。不管現代多么繁榮，它對於整箇中國版圖而言仍然是一個人文氣息濃重的休閒所在，溫暖而祥和，尋常而自然。堵住非人文的工業噪音，刪削急功近利的短視作為，使急急趕路的中國人哪怕是在地圖上看到它也能獲得一種全身心的撫慰。好生安頓下冼夫人的潔白海灘、黃道婆的啟航碼頭、蘇東坡的春花春草、宋氏三姊妹的夢中故居，讓一切有機會上島的人都能吟一句“茲游奇絕冠平生”。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園的笑，海南的笑，問號變成句號。從華北到海角，大地的旅遊到此暫時告一段落，接下來是一些歷史問題的探究。
科舉制度的出現有其必然之勢，不能說它的錯與不錯，只是隨著社會背景的改變，在那個時代所產生的影響不同。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選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另外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做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但是考來考去，都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當然未必合適，越到後來越顯現出很多負面效應，但至少在唐宋時代，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重心產生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余老師偏向於前者，覺得書生做官，極大擴充了書生隊伍，客觀上拓展了社會的文明面。考試時寫詩作賦，於是大江南北的學者都投入了詩賦文章的訓練，雖然展現了一個整體的文學氛圍，但是那種在考場裡產生的詩詞歌賦能有多少含金量。想想那些作詩好的人也不一定會懂從政的道理，所以這在一方面也決定了官場中會出現的問題。不否認科舉制度帶來的那種公平，就像現在的高考，窮人家的孩子通過高考進入自己夢想的學校學習，提高自己，從而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知識無國界，無歧視，但是面對現實，這些全都經不起考驗，古代出現買官，槍手替人寫文章;現在找上好工作的卻不一定是成績好的人，而那些混著日子靠著雄厚家底的，卻一直高高在上。隨著時間流逝，科舉的弊病也逐漸顯現，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還是有原因的：伺機心理，騎牆態勢，矯情傾向。作為中國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試卷上的詩賦只是手段，平時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味一種消遣。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百無一用是書生，或許是少數自省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後來的推薦與自薦有不當也有有益之處。可以更好的選拔人才，而不是只是從考場的一篇文章就能推斷出他是否適合從政。後來確實可以證明考試不斷出現了問題，作弊夾帶代考使得考場內外都是巨大的不信任，科舉本是朝廷好文人之間秋波對接，文化與政治之間情緣初定，但是，這種好不容易開始建立的信任竟然消解得如此快速，如此不留情面!當時考官也存在著無比的壓力，不管是來自權力還是做人道德上面的不安，都讓他們居在考官這個讓人歆獻的高度卻抵擋不住來自四周的攻擊，不知道最終該選擇站在哪邊。科舉考試，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種千年的無奈。抓住它，滿手芒刺;丟棄它，步履艱難。科舉考試最終的徹底敗落，在於它的考試內容。廢除了科舉考試的中國有了新式教學，卻沒能從制度上解決管理人才的選拔問題。如果沒有優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學者、科學家都會在無序狀態中磨耗終身，都會在逃難、傾軋、改行中折騰得精疲力竭，這已被歷史反覆證明。科舉制度給過我們一種遠年的浪漫，一種理性的構想，似乎可以用一種穩定而周全的制度常年不斷地位中華民族選拔各級管理人員。這一出中國政治的幕間戲演得好長，最後是悲劇是滑稽很難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