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調查採取隨機投放問卷和交談走訪相結合的方式，旨在了解農村法律普及現狀，掌握一手資料，為以後普法活動提供一定數據支持。
此次調查總計投放100份，回收100份，回收率為100%，共隨機調查了大塘、同德、趕場三個村，取得了預期效果。
一、 農村現狀
1、 人口結構大齡化、文化程度偏低
被調查人員中60%為男性，40%為女性，統計表明：被調查者中56歲以上的有31人，而41歲以上的共有57人；同時國中以下學歷的有77人，主要集中在41歲以上階段。走訪中了解到，由於很多法律宣傳過於深奧和單調，民眾理解比較困難，雖然有不少從普法活動中拿的資料，但很少細讀。
2、法律需求大
71%的調查調查人員努力嘗試運用所了解的法律維護自身權益，雖效果迥異，但均表示掌握法律是有用處的。如果有法律培訓的話，98%的男性表達出自己想參加的願望。
二、農村法律存在的困境
1、普法宣傳與民眾需求脫節
調查表明：男性最想了解的法律法規前三位為：促農富農（37人，占男性61.7%）；人身傷害（20人，占男性33.3%）；農民工基本權益（20人，占男性33.3%）。
女性最想了解的法律法規前三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14人，占女性23.3%）；促農富農（14人，占女性23.3%）；婚姻家庭（12人，占女性20%）。
同時不難看出，經濟的欠發達並沒有阻礙，農村中男女對法律的需求的差異性，男性更多的是基於事業發展而去了解法律，更多的是關注對產業發展政策，以及工作安全保障類。女性更多的是關心家庭穩定和睦，從而關注家庭健康保障，經濟收入，以及家庭穩定類的法律。
但不無遺憾的說，過去我們普法由於經費、人員等原因，往往忽略了這一差異，大而統的宣傳模式已經不能滿足農民對法律渴望多樣化的需求。希望以後我們執行的時候應儘量加強針對性，保證我們的普法活動能為民所用，確保我們的辛苦並不是民眾眼中的流於形式。
2、媒體宣傳與民眾實際有很大出入
調查顯示：93%的被調查民眾（男55人、女38人）了解法律的主要途徑是通過電視、廣播或網路。可見媒體對法制普及的巨大作用。
在與他們交流中，我們發現，不少民眾對刑法尤其是對搶劫、殺人等惡性犯罪的懲戒有深刻認識，並能準確說出不少相關法條。這主要歸功於《拍案說法》之類的法制節目。但讓我們尷尬的是：當問及民事糾紛相關問題時，絕大部分民眾並不能答上幾句。只能讓我們感嘆:法律離農村很近，但離生活很遠。
3、解決途徑存在隱患
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30%的男性和25%的女性選擇私了。而男性有40人、女性有28人選擇向村幹部或政府求助，以期糾紛得到解決，占到調查人數的68%。
然而這兩種民眾常選擇的解決方法都存在不小的隱患：
（1）私了由於其往往是事故雙方在事故發生後自行商量解決，而大多數人對事故本身沒有明確的認識，致使私了結果具有不確定性、隨意性，同時其不具有法律約束性，不少事主在私了之後，又繼續糾纏，乃至發生暴力事件。例如，走訪中了解到：我鎮大塘村有一人被狗咬傷，私了決定600元包乾，但治療中傷者因病毒感染致使產生數千元醫療費，再次協商時，犬主堅持以當初談妥600元包乾為由，拒絕村鎮兩級調解，從而讓處理人員十分棘手。
（2）村鎮兩級調解本是一種有效解決民事糾紛的選擇，且具有一定的法律約束性。但實際中，雖然村鎮兩級都建立了糾紛調解室，但村鎮幹部大部分未學習過相關法律，同時也沒有經過專門的業務培訓，如雙桂鎮，共建村級糾紛調解室12個，鎮級糾紛調解室1個，在村鎮兩級調解幹部中僅有鎮調解室2名工作人員接受過司法培訓並專職調解，村級調解室多為村支兩委幹部兼任而且僅村支書接受過幾天相關調解培訓，他們在調解中往往憑藉的是幾十年的工作經驗。誠然，不少同志的工作經驗在不少調解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同時很多經驗跟法律、法規有出入，甚至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