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第三，樹立法院審判案件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根據進行裁判。法院認定的並不一定是絕對的客觀事實，而只能是最大限度地恢復案件的客觀事實，實際上是根據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式運用證據來認定一個法律事實，不能一味強調人民法院必須在查實、查清案件客觀事實的基礎上才能下判，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違背訴訟效率和效益原則的。鑒於此，我們在制定“證據規定”時應當遵循現代訴訟證據理念樹立了“法院審判案件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根據進行裁判。”的現代訴訟理念。 第四，突出訴訟證據的公開性。在制定證據規定時，公開性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則。突出證據的公開性對法院具有積極的意義，一方面可以抑制法官濫用、懈怠職權，對法官形成約束；另一方面也能樹立法院裁判公正的形象。因此，訴訟中，對於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情況應該在法庭上進行質證、認證。如果在法庭上認證確有困難，則應當在裁判文書中進行敘述，給當事人以明白的結果。不透明的訴訟機制使當事人對訴訟結果缺乏可預測性，難免使當事人，包括社會公眾對法院的裁判顧慮重重，缺乏可信度。 （二）關於制定證據規定的體例問題 關於制定證據規定的體例問題，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主張刑事、民事、行政分別制定；另一種是主張制定一個包括三大訴訟有關證據問題的統一證據規定。經研究，我們認為宜制定一部統一的訴訟證據規定，理由如下：一是三大訴訟雖各有特點，對證據問題也各有不同的要求，但其均擁有共同的訴訟證據屬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理論和許多適用規則上也是相通的；二是目前全市法院在辦理案件過程中，對訴訟證據問題還存在著許多認識模糊和運用混亂的地方，分別制定三大訴訟證據規定，有可能會出現基本原理上的不一致或相通問題的重複規定；三是既便於審判人員學習掌握，也便於審判領域之間的相互了解。在制定“規定”的技術問題上，可以將三大訴訟證據所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要求規定在總則部分，將其特殊性要求規定在分則中，分別適用。這樣，可以使全市法院在訴訟證據的基本理念上統一認識。 （三）關於制定證據規定要結合國情的問題 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市場觀念已深入人心，建立發達的市場經濟已成大勢所趨，現在只不過是處於一個過程之中；我國加入wto後，又對我們的訴訟機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按照現代國際規則辦事，必須在審判工作中充分體現現代理念。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畢竟並不十分發達，國家並不富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正在進行之中，良好的社會法制環境還沒有完全形成，公民法律意識還有待加強。從本市來講，地區社會狀況差異較大，在遠郊區縣，特別是偏遠山區，經濟相對落後，交通不便，民眾法律意識淡漠，一些當事人能出山“打官司”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的要走上一天的路。因此，我們在制定證據規定時，必須考慮我們的國情，必須堅持和發揚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此相適應的訴訟制度，特別是證據制度的改革與完善也必須有一個過程，在個別地方，這個過程可能還會比較漫長，有些條款必然具有過渡性質，如我國的證人制度還不能完全與國際接軌，必要限制的人民法院司法調查權還須保留等，這些反映國情的規定在一段時期還必須有所體現。 （四）關於證據規定中幾個主要具體問題 第一，關於法院調查取證與當事人舉證的關係問題。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依據現行法律和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和要求，應當明確：在觀念上，根據時代的發展、具體的法制環境和審判方式改革的大方向，應當淡化法院調查取證的職權主義，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院一般不主動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法院的職權調查取證活動根據當事人的申請而啟動。只有在當事人已充分舉證，對於影響查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經過庭審質證仍無法認定其效力的，法院方可依當事人的申請或職權調查收集證據，並且在一般情況下，調查收集證據的內容不得超出當事人申請的範圍。當事人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對此條件，應當明確。 第二，關於舉證期限問題。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問題，“規定”必須明確訴訟雙方向法院提舉證據應有時間的限制，法院不得因當事人舉證而影響審限。在具體操作上，鑒於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可以採用當事人協商的方法解決：一是由當事人對舉證期限進行協商，法院確認後，由訴訟各方共同遵守，當事人協商的舉證期限應在開庭日之前；二是在當事人協商不一致時，或者根據案情的需要，由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內指定舉證期限；三是如果當事人在上述期限內提交證據確有困難，可以向法院申請延期，是否準許由法院決定。同時處理好當事人在上述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證據時的一、二審之間的關係，應充分保護及時舉證一方當事人的權益。 第三，關於證人出庭作證問題。鑒於我國國情和目前法律依據的欠缺，我國的證人制度還很難一步到位。為在全市法院最大限度地解決證人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力求確保證人證言的真實性，目前我們所能嘗試的方案只能是儘量增加證人出庭作證的操作性：一是將證人出庭作證作為當事人舉證的一部分，規定證人除正當理由外，均應當出庭作證，並將“正當理由”予以了明確限定，加重提舉證人的訴訟方的責任；二是在現有條件下，儘量落實證人出庭作證所產生的必要費用，規定“證人出庭作證所產生的誤工費、交通費、住宿費等必要費用，證人要求補償的，由法院審查決定，並計入必要的訴訟費用，由申請證人到庭的一方當事人先予支付，法院根據雙方過錯程度予以判定”。 第四，關於鑑定、勘驗問題。針對實踐中的問題，“鑒於目前我國司法鑑定的管理現狀，我們無法真正解決審判實踐中鑑定內容正確與否的實質性問題，只能從實際出發，側重解決鑑定的程式問題，增加當事人對鑑定結論的認可度，主要是通過尊重當事人合意意志、減少法院職權的方式實現，規定鑑定機構的確定由訴訟雙方共同選擇，同時增加對有爭議鑑定結論的鑑定人出庭接受質詢的規定。 第五，關於建立證據交換制度，突出證據公開性問題。近年來，全市部分法院積極實踐，在知識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