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來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群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記者前不久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進行調查時發現，在上海、天津、青島等大城市，儘管“天價豪宅”和“棚戶區”之間往往僅有一牆之隔，但“有錢人”和低收入群體居住區域的界定和劃分已經越來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日益顯現。專家指出，解決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於改變現有的利益分配機制和格局，讓人民民眾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在上海、天津、青島這些大都市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馬路一邊的高檔社區里居住的是擁有一套或多套房產的“有錢人”，而僅一牆或一路之隔的“棚戶區”里則擠滿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來流動人口。
同為上海市的中心城區，靜安、盧灣、徐匯、黃浦是繁華商業區和高檔住宅區，而閘北、普陀、楊浦則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記者在當地調查時，連月均收入只有XX來元的司機都說：“閘北、楊浦，那是窮鬼住的地方！”
閘北區是上海市的“邊緣區”，這裡有大批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在連片的“棚戶區”里聚集了各種低收入者，如從邊疆回來的知青、外來打工者等，他們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據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閘北區申領低保的人口占全區戶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業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這裡的“低保邊緣戶”是現有低保人口總數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區的梅江居民區有20多個小區，住在這裡的都是天津的高級白領、私營業主、企業高管，該區沒有每平方米低於1.1萬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總價也要80多萬元，被稱為天津的富人區。但在與梅江居民區相鄰的小海地社區秀峰里小區，記者卻明顯感受到“貧富兩重天”。記者了解到，這裡2200多戶人家，843人沒有工作，78人殘疾，80來戶靠“吃低保”過日子。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國有企業職工。社區幹部張寶芬說：“我們這裡條件稍微好一點的人家都搬出去了，遷進來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沒有事業單位職工和公務員，有錢人不會來的。”當地民政幹部告訴記者，小海地社區共有40多個小區，十來萬人口，基本情況同秀峰里小區差不多。
專家指出，開發商從銷售角度來看，會通過社區圍牆、隔離帶或者馬路把高檔樓盤與低檔居住區有意識地進行隔離，這在客觀上使不同的社會階層呈現固化狀態，不同人群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區和梅江區這兩片相鄰居民區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學的。
位於上海閘北區天目中路749號的蕃瓜弄社區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上海的貧民窟，矮小的“滾地籠”擠滿了大批無家可歸的窮苦人。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改造，成為產業工人的聚居區，面貌煥然一新。蕃瓜弄的變遷當時還作為典型寫進了上海的國小教科書。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變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區。蕃瓜弄社區目前居住了1680戶居民，低保戶有178戶，占比超過10%。蕃瓜弄社區幹部告訴記者，社區1964年建成，上世紀80年代能住到這裡的產業工人，大都是敲鑼打鼓來的。因為當時能在這個小區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廠子裡的“五好工人”。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工人下崗越來越多，大批產業工人成為低收入人群。
社區居民李存榮今年53歲，是上海市鐵路局的一名機車維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裡居住了14年。記者看到，包括李存榮在內的三戶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裡，共用廚房和衛生間。李存榮說，這個小區所有的樓房都是這個樣子，雜亂、擁擠、骯髒，而且水費、煤氣費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儘管現在居住條件艱苦，但是回憶起當初分房時，李存榮還是很驕傲的。他說，這個房子是因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廠里表現好，於1996年時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紀芬原來工作的企業XX年關門，幾百個工人全部下崗，她也只能回家。現在，在上海電機學院上大二的女兒一年僅學費就要１萬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榮一個月約XX元的工資緊緊巴巴地過日子。“像我這樣的家庭在這片社區里還屬於中等。”李存榮說，“幸好我們夫妻倆現在身體還好，沒有什麼病，鄰居家裡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難了。”
李存榮隔壁家是低保戶潘文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沒有勞動能力，XX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兒子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學費全靠貸款。為了維持生活，孩子平時在學校圖書館打工，後來到一家“不夜城”接電話，一小時工資10元，一天要乾4個小時。
“原國有企業產業工人多的地方，貧困群體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幹部告訴記者。如上海楊浦區，當年產業工人50萬，占上海全市18個區縣的1/10。目前，該區拿低保的人口有3.4萬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10年初，上海市將低保標準從400元調整到425元後，雖然只提高25元錢，但僅僅一個楊浦區“低保戶”就驟增XX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