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樓盤，開盤就搶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東新區開盤的星河灣小區，周邊樓價每平方米2萬元，它賣到5萬元，總共322套房，一天之內賣260套，總銷售額超過40億元，業內人士稱這種情況在世界房地產市場都罕見。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戶區和老舊社區的人們，卻是連棚屋和老舊房的產權都沒有的無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區，記者發現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戶人家在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居住條件非常簡陋。這些房子屬於承租公房，居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一個月交四五十塊錢的房租。
李存榮說：“對我來說，買房就別提了，我們即使賣血，也買不起兩萬塊錢一平米的房子！”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不少困難戶情願住在十分簡陋的住房裡，也不願被拆遷。和病殘兒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園”（棚戶區）的李繼梅聽說現在她所住的小區要拆遷，十分心焦。“這裡要是拆遷了，我和孩子就沒有地方住了。現在儘管房子差，可換個地方，房租就沒有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區居民們最擔心的也是拆遷，怕換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記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開區、和平區、河西區三個區內，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個月，這樣的費用小海地居民是難以承受的。
不僅如此，由於住房商品化過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無房可住。在上海市楊浦區，很多街道已經出現流浪的人群，每個街道少的四五個，多的十來個，居無定所的人群已經給民政部門和公安部門造成很大的壓力。街道幹部表示，這些人平時經常來民政部門反映困難索要低保補貼。歲數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輕點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網咖、急診室、棋牌室、澡堂等，實在過不下去就偷盜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說，如果政府能給居無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個床位，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溫州，記者看到了貧富差距較小的“橄欖形”社會的曙光。至少從本地戶籍人口層面，當地均富水平比較高，低收入群體比較少，因下崗、貧窮、失業等問題而產生的上訪事件也相應較少。
溫州樂清市委書記潘孝政說，如果光就本地戶籍人口而言，樂清目前的社會形態更類似於“橄欖形”，低收入群體約占5%左右，家庭資產在50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約有10％，餘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萬元～10萬元。他說，樂清經濟總量的95％是民營經濟創造的。從樂清市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鼓勵全民創業、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橄欖形”社會的可行路徑。
“草根經濟的作用不容忽視，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徑。”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財富神話給人們的最大啟示，就是政府對民營經濟“有需則讓、非禁即入”，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給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養魚，實現小河有水大河滿、民富國強。
但是，溫州的“橄欖形”社會形態也還只是一個僅僅屬於本地戶籍人口的“青橄欖”。記者調查發現，當地還有300多萬外來打工者，他們多數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會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業打工者有各種社會保險。
最近，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的調查揭示，從1988年至XX年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間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城鄉整體基尼係數達到0.465。而本刊記者調查中也發現，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普通民眾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不滿也日益強烈。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王二平告訴記者，過去6年他們在做社會問卷調查時，將“中國社會問題最嚴重的是什麼”這一問題列了19個備選項，在調查的5個省40個縣中，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才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
長期從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說：“收入差距擴大累積的結果是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僅占有財產總額的一半。”
各行業收入苦樂不均的現狀也越來越突出了。楊宜勇說：“中國納稅百強”幾乎年年是石油、菸草、鋼鐵、電信、電力、金融等具有國有壟斷性質企業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電力、鋼鐵、交通、汽車等企業總能出現在滬深兩市業績增長排行榜的前列，這都反映出壟斷行業的收入在持續快速增長。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同比增速超過經濟成長，這一數字一公布，引起公眾譁然，很多網友質疑自己工資“被增長”。而專家的調查也顯示，高“平均數”背後掩蓋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