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到一個地方或一個企業，高平均數也極大地掩蓋了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劉稚南說，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於平均數。國家統計局青島調查隊副隊長紀中銳告訴記者，青島市去年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為20646元，低於平均數以下的城鎮居民占到總數的65％。
擁有1.5萬名正式職工、9500名農民工的青島港集團是一個效益良好、職工收入高的優秀國有企業，去年該集團人均年收入７萬多元，是青島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記者發現，這個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絕對額近10年多來是年年上漲，但在整個企業中的收入地位卻不斷下降。與管理層的平均工資相比，工人的相對工資水平從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內青島港管理層的工資增了五倍，而一線的工人僅僅翻了一番，儘管工人的絕對工資水平並不低，但是與管理層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在著名企業海爾公司，其普通員工工資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層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萬元～20萬元，甚至更高。
記者調查中採訪到的多位社會問題專家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民眾生活水平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種被剝奪感。
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顧駿說，如今出現的很多民生問題，從根本上來說並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比如說，上海市的退休工資比在崗的最低工資標準960元還高。他指出，社會不怕貧富差距，就怕個人沒有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民眾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增加，因為生活中的壓力不斷增加。而這種不安全感又表現為多個等級：第一，生計困難；第二，就業壓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第四，對社會公平有看法。
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研究員認為，“仇富心理”的提法實際上是不對的。所謂的仇富，只是對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進行權錢交易的群體的不滿，而不是籠統地對所有富人的不滿。
著名學者薛涌在其多篇專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市場經濟，對正當渠道獲取的財富相當尊重。沒有人仇恨姚明，沒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說法，是因為許多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他指出，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美國作為一個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已開發國家，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實比中國還要低得多。而目前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正在傷害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了！
許多社會問題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我國社會各種矛盾和群體性事件頻發與貧富分化問題密切相關。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還必須依靠改革來解決。
初次分配就應體現公平
中山大學教授舒元表示，過去近20年的數據表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已經表現出過度向政府部門、向大型企業傾斜的趨勢。“最突出的問題是收入分配的結構不合理，兩極分化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當中，資本所得的部分不斷上升，勞動收入所得不斷下降。”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指出：“收入分配問題，從淺層次看是經濟問題；但從深層次看，則主要是體制問題、政策問題。對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從體制運行、發展戰略、政策調整和巨觀決策機制等方面來研究和解決才有成效。”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說，近幾年來，我國各地群體性事件頻發，其背後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長期處於失衡的狀態。XX年年他在11個省市發放4000多份問卷調查，80%以上的受訪者對社會公平度的認可很低。
鄭功成說，社會不公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過去過分追求效率優先的結果。雖然中央政策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很多改革的措施沒有考慮到公平。由於缺乏公平，導致利益的調整缺乏合法性，無法得到被調整的一方的認可，進而會表現為訴訟、上訪。因此，現在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應該考慮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現在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了，怎么解決好共同富裕的問題，是我們面臨的當務之急。
南開大學教務長朱光磊教授認為，首先應在初次分配中給民眾以“公平感”，讓相關利益方在感覺上都認為自己所處的環境是公平的。
不少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當前情況下，應該改變傳統的政績觀，淡化gdp指標，把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作為考核幹部的依據。
山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曹可元說，國家和地方政府應適當調整投資的幅度，給民生更多的投入，加快社會保障的建設進度。他認為現在的考核制度設計有很大問題：一方面強調重視民生投入，另一方面又拚命地追求gdp的高增長率。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高投入、高增長成為主流的聲音，大的項目對gdp的拉動見效快，政績明顯啊！這樣的領導往往被認為是“有能力的”，能得到快速升遷、重用。而做民生工作，是花財政的錢，為老百姓服務，但老百姓沒有話語權，在幹部的升遷方面說不上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