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債務難化解。由於基金會貸款、“普九”欠帳、農業稅墊付、經濟實體虧損等歷史原因,給鄉鎮、村級形成了一定的債務。僅我縣25個鄉鎮債務就高達5041萬元,平均200餘萬元,90%以上的村級為負債運行。取消農業稅前,鄉鎮、村兩級還可通過統籌提留等渠道來化解這些債務,債權人也感到有希望。取消農業稅後,其尾欠實行掛帳處理,加之現行的財政體制,使很多鄉鎮財政成為“吃飯財政”,甚至為“討飯財政”。基層財政實力較差,只是盡力保運轉,更不用講償還債務和發展公益事業,甚至可能引發債務糾紛,形成新的債務危機。同時,村支兩委換屆選舉後,債務的連續性也將成為新的矛盾。
(四)政策難落實。主要是種糧補貼政策難落實,具體為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農田實際面積大於計稅面積。為降低稅費負擔,農民和基層組織在災欠減免中多報受災農田面積,新增和恢復性農田沒有申報稅賦,使得農田實際面積大於計稅面積。據調查,我縣50%的鄉村存在這一現象,累計超過計稅面積8%左右。由於這方面的誤差,使得基層在落實補貼政策時難以實現平衡,將成為引發農村社會不穩定的重要誘因。另一方面,公益事業占用農田沒有得到補償。上世紀50至60年代,我縣大搞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為減免占用農田稅賦,國家和財政以農業稅返還等方式予以補償。現取消農業稅後,因公益事業占用農田的補償何去何從也成為政策難落實的一個突出問題。
三、取消農業稅後要進一步強化農村基層工作
取消農業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基層組織深化體制改革的重大機遇期。理性思考新形勢下的農村基層工作,我們認為要突出最佳化“四權”。
一是要突出最佳化人權,進一步加大對基層幹部的管理力度,不斷提高執政能力。要健全培訓機制,著力提高綜合素質。在培訓機制的促動下,基層幹部要通過加強經濟科技知識學習,做民眾致富的帶頭人;通過強化政策法規知識學習, 做農村工作的明白人。當前,要突出加強“三級聯創”、公務員“四個一”等素質工程建設,著力提高基層幹部的綜合素質,夯實服務基礎。要健全激勵機制,大力倡導幹事創業。可在基層組織中實行工作業績與工資掛鈎的激勵機制,把財政撥付的鄉鎮幹部工資,國家轉移支付的村幹部工資分為基礎工資、崗位工資和獎勵工資,獎勵工資的比例可適當大一些,結合年終考核評估,獎懲兌現,真正實現獎優罰劣。要改革用人機制,暢通用人渠道。堅持重民意選幹部,憑實績用幹部,把適應農村新形勢發展要求的複合型人才選拔到基層領導崗位。遵循的原則以“唯賢”用人,重“實績”用人,憑“專長”用人。在民主選舉過程中,要採取“兩個結合”的辦法,即民主推薦與平時測評相結合,與組織考察相結合。
二是要突出最佳化事權,進一步明確工作重點,加快農村各項事業發展。農村基層工作千頭萬緒,善於理清頭緒,找準取消農業稅後農村工作的切入點,就是要主攻工作重點,實現新的突破。要突出發展經濟。基層組織要加大基礎性產業的研究和培育力度,研發出一批效益好、前景廣、門檻低的基礎性產業,儘可能地吸引農民參與開發,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如當前我縣發展較好的蠶桑、楠竹、中藥材等,就是一批好的基礎性產業群。要加大農民的轉移力度,通過加快小城鎮建設,搞好勞務輸出等辦法,引導農民從事和發展二、三產業,科學、合理地將農民從土地上分流和轉移出來。要加大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力度,通過大力推廣“支部+協會+農戶”、“訂單農業”等經濟模式,發展高效農業。要加大典型培植力度,通過發揮典型在發展中的示範帶動作用,引導農村經濟發展。同時,也要大力倡導基層幹部辦點示範,加強引導。要努力搞好文明創建。取消農業稅後,農民從最實際的利益與最樸素的情感出發,對國家的認同感進一步增強。農村基層組織要以此為契機,在農村和民眾中深入開展文明創建活動,通過創建活動進一步激發農民民眾的創建熱情。要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牢固樹立“社會要發展,穩定是關鍵”的大局意識,進一步增強維穩工作的責任感,為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保駕護航。要始終保持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高壓態勢,通過嚴打整治活動,進一步增強農民民眾的安全感。要加大不穩定因素的排查力度,將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要著力健全突發性事件的應急預案,最大限度地降低對社會造成的危害。
三是要突出最佳化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