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鎮聚集。這既是他們理性選擇的結果，也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然而，受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體制的限制，農民工的“空間城鎮化”並不代表身份的市民化，也不意味著他們可以享受和市民同等的社會權利和公共服務，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不平等公共服務和福利作為一種社會禁止機制依然在起著身份區隔的作用。同時，受制於家庭經濟能力、社會關係網路、城市社會排斥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他們在流動過程中作出了攜帶或不攜帶子女進城就學的家庭決策，從而形成了隨遷子女和留守兒童問題。隨遷子女問題主要表現在入學機會、就學途徑、經費保障等方面，問題顯而易見且相對緊迫，同時他們的空間流動會對城市教育資源分配形成衝擊，觸及了相關主體的教育利益，因而更容易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也較早成為政策議題。而農村留守兒童則主要表現為安全、生活、學習和心理問題，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且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較少直接觸及其他主體的利益，自然難以形成“利益衝突式“的社會關注效應。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的相對滯後，留守兒童作為社會弱勢和弱小群體，作為家庭結構肢解化的承受者，作為中國城鎮化不完全發展的代價承受者和衍生現象，理應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據全國婦聯課題組XX年報告，由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的37.70%,占全國兒童的21.88%[1]。和第五次人口普查估算的2443萬留守兒童數量相比，[2]十年間約增加了1.5倍。農村留守兒童呈現出數量多、增長快的態勢，可以預見，在國家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征途中，農村留守兒童將會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持續存在。
當前，學術界對農村留守兒童多持“問題化”的研究進路，存在將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誇大化、標籤化甚至污名化的傾向，把留守兒童等同於問題兒童。本文以浙江省、山東省、重慶市、四川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10省(市)9448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齡兒童為樣本，通過統計和推斷方法，整體把握農村留守兒童特徵，摸清農村留守兒童生存狀況的真相，深入探究不同類型留守兒童在身體、心理和學習等方面的差異，科學判斷農村留守兒童的總體態勢，為有針對性地解決農村留守兒童面臨的現實和潛在問題提供有效的實踐應對策略。
一、農村留守兒童的生存現狀
對於“留守兒童”的認定標準,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父母外出的結構，即雙方均外出還是僅單方外出;二是父母外出的時間，即不能與子女見面的時間為半年以上還是一年以上;三是留守子女的年齡，即是18歲以下還是15歲以下或者12歲以下。我們這裡所呈現的數據是父母至少一方外出、時間在一年以上的在義務教育學校讀書的兒童。為了全面掌握農村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況,我們把留守兒童分為三類：一是父母雙方外出的完全留守兒童;二是父母一方外出的半留守兒童，其中包括父親外出留守兒童和母親外出留守兒童兩種。
(一)農村留守兒童的總體特徵
1.農村留守兒童占39.69%，勞務輸出大省尤甚
在我們所調查的9448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中，有3750人為留守兒童,占39.69%,比全國婦聯課題組根據《中國XX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算的37.70%高出兩個百分點。但是,全國婦聯課題組是按0～17歲全口徑計算的，如果僅以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計算，則農村留守兒童(2948萬)僅占農村同年齡段學生數(10128.5萬)的29.11%，這樣我們的調查數據要高出六普數據10.58個百分點。在所調研的10個省(市)中,農村留守兒童比例超過平均值的省份有河南(57.82%)、山西(44.25%)、湖南(44.11%)、重慶(43.17%)和湖北(40.16%),尤以河南省數量最多，可見農村留守兒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勞務輸出大省。
2.完全留守兒童高達43.36%，父親外出留守兒童最多
從父母外出結構看,有43.36%的農村留守兒童父母雙方均外出務工，達1626人，如果按照嚴格的留守兒童定義,即父母雙方均外出且一年以上不能與子女見面,那么,農村留守兒童占農村兒童的比例為17.21%。農村留守兒童大部分為半留守狀態,達2124人,占56.64%。在半留守兒童中，父親外出的占82.82%,為1759人;母親外出的僅有365人,占17.18%。男子作為農村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和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創造者,外出打工比例高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合理性,甚至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而母親作為對孩子成長具有重要作用的關鍵性人物,留守家中陪伴子女、從事農業生產應該是家庭較為理性的決策，對緩解社會矛盾意義重大。
3. 留守兒童呈低齡化趨勢，年輕外出母親更傾向子女留守
儘管從農村留守兒童的絕對數量上看4～6年級最多，占50.68%，7～9年級次之，占33.58%，1～3年級最少，僅占15.74% ，但是從留守兒童占該年齡段兒童的相對比例上看,1～3年級最高,達44.05%,4～6年級次之，占40.26%，7～9年級最低，只占37.96%，國小高於國中，國小低年級多於國小高年級，基本呈現出低齡化趨勢，這與范先佐教授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3]農村留守兒童低齡化與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有關。一方面，年輕人剛剛組建家庭，經濟基礎較差，需要通過外出打工來鞏固家庭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年輕人有著比其他群體更具優勢的打工資本(如知識、體力、健康、適應能力等) ，而且父輩尚有精力幫忙照料孩子。在三類留守兒童中，母親外出留守兒童的低齡化趨勢更為明顯,國小 1～3年級留守兒童在同類型中的占比,母親外出最多，占22.44%，完全外出次之,占16.27%，父親外出最少，只占13.88%;國小4～6年級同樣是母親外出最多，占55.11%，父親外出次之，占53.54%,完全外出最少,僅占46.62%,母親外出的低齡留守兒童需引起重點關注(見表1)。
4.三分之一農村留守兒童跟祖父母居住，22.62%同兄弟姐妹居住
調查顯示，在各種類型的留守兒童中，同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達33.53%，同母親居住的比例達27.12%，同兄弟姐妹居住的達22. 62%，同爸爸居住的占14.26%，還有2.47%的留守兒童同其他親屬同住。在完全留守兒童中，有43.91%同祖父母一起居住，21.36%同兄弟姐妹一起居住。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無論是完全留守兒童還是總體留守兒童，都有五分之一強的農村留守兒童沒有跟成年人一起居住，處於監護缺失的狀態，這一狀況尤其應引起各方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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