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各地檢察機關在自偵案件中廣泛使用同步錄音錄像，這在刑事訴訟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過，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應的問題：同步錄音錄像的法律依據是什麼?它所產生的證據的法律性質是什麼?筆者試就上述等問題略述己見。
一、同步錄音錄像的法律依據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並未對同步錄音
錄像有明確的規定，僅僅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的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時採用錄音、錄像的記錄方式;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了搜查的時候，在必要情況下， 必要的時候，可以錄像。這些規定是具有與法律同等效力的，應該是視為同步錄音錄像的直接法律依據。
從我國刑事訴訟法來看，第42條第2款規定了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鑑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等七種證據;相對應的也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鑑定、通緝等七種偵查行為，上述七種偵查行為除通緝外，都是刑事證據產生的直接形式，可見立法者為了保證刑事證據本身的客觀性、合法性，專門就收集證據的偵查行為作出了特別的約束。但由於視聽資料作為刑事證據中的一種，是新生事物，刑事訴訟法還沒有對其收集程式加以規範。但是沒有對其規範並不意味著它不需要規範，在司法實踐中，它恰恰因為缺少規範性收集程式，導致偵查機關各行其是，公訴和審判部門各有標準，從而形成事實上的司法不統一。
在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將警察偵查行為劃分為五類，把在警察局訊問犯罪嫌疑人時的錄音直接規定為偵查行為。雖然我國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為偵查行為，但在司法實踐上，還是從立法意圖來看，同步錄用錄像都屬於一種偵查行為，是具有法律意義的。
由此可以得出，檢察機關採取同步錄音錄像是一種訴訟行為，是一種偵查行為，是為證實案件事實，以記錄訊問、詢問、勘驗、檢查、扣押、搜查過程為手段的偵查行為。當然由於法律效力的問題，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亟需對它的取得方式加以總結、規範，並與審判部門達成一致，最終使依據該規範產生的視聽資料在程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錄音錄像所取得的證據性質問題
有人認為同步錄音錄像在檢察機關辦理的自偵案件中，只是起到配合證明供述或證言筆錄內容的“三性”中的客觀性和合法性的作用，並不能單獨作為一項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其所證明並追求的是程式正義，因而它不具備視聽資料的特點。但可將其視為言詞證據、物證、書證等其他類證據的附屬資料，與其共同形成一證據種類。
筆者對此不敢苟同，首先有必要區分同步錄音錄像與一般錄音錄像的不同，視聽資料是在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資料，而且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的法律規定，可以明顯看出七種證據是並列關係，不是包含關係，視聽資料是獨立於前六種證據的。現在不少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對證人作證時進行錄音錄像，用以固定證據，雖然是以視聽資料的形式出現的，但所形成的資料應該屬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證據一類的，與書面筆錄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而同步錄音錄像是對過程進行記錄，不僅僅專門針對證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它還包括對當時的環境、檢察人員行為等進行全方位的、直觀的、不間斷的進行記錄。因此不能簡單地將同步錄音錄像形成的證據歸於《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所規定的前六種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