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現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內不少規定已經明顯不適應城市房屋拆遷工作的需要。條款上帶有濃重的計畫經濟時期的痕跡，內容上存在著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①混淆了國家土地徵用開發與商業土地開發的兩種性質，導致了《條例》中規定的條款模糊性，出現兩種性質均可通用的條款，形成政企不分的弊端。
②政府參與商業土地的拆遷工作，賦予了國家的強制力作後盾，服從於國家的需要，就會使人感到有“強拆強遷”之嫌。特別是在拆遷過程中，拆近單位或個人常打著政府代理人的旗號進行拆遷活動，因為利益之間的關係，請求當地政府和法院、公安等部門參與拆遷活動。一旦發生拆遷糾紛，就把解決問題的責任推給政府，而被拆遷當事人也覺得由政府解決問題更有辦法，政府不可能不管。拆遷矛盾轉化為政府與被拆遷人之間的關係。把政府、法院等部門變成了拆遷單位的一個前期工作部門，影響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使政府作出的房屋拆遷行政裁決的居間地位受到動搖，裁決的公正性無法令人信服。
③對被拆遷房屋的所有人的補償標準過低，房屋所有人的積極性不高，對拆遷房屋產生牴觸情緒。
④安置方式單一，對房屋使用人僅規定了實物安置—種方式，導致了被安置房屋地點等的條件不滿。遲遲不搬遷，影響拆遷進度。
⑤將戶口因素作為確定安置面積的標準。在買踐中被一些人所利用，以謀取不正當的利益。
⑥對拆遷單位的拆遷補償安置資金運用缺乏有效的監管。有的拆遷人取得拆遷許可證後抽逃資金，導致安置房不能及時建設、補償安置資金不能及時到位的情況時有發生。
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合理流動。體制上城鄉分立的二元結構和嚴格的城市戶籍管理制度，是制約人口合理流動的根本癥結。過分強調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過多限制農民進城的“門檻”。進城農民在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缺乏保障。教育、醫療等相關政策也不配套，造成城鄉居民權利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由於現行的土地制度和農村計畫生育管理政策，農民不願放棄擁有的土地、房租收益和生育上的“一胎半”優惠，有的甚至出現回遷現象。導致農民進城的推力不足。
二、為此，提出對策如下：
推進城鎮化進程的法制建設和政策調整問題確實很多，其原因除了立法滯後之外，還田於我國曆文和現實的特點所決定的，不能奇希望一朝一夕就將這些問題全部解決。應該看到，近年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立法進程加快了，國家許多政策都在相適應進行調整，已經從根本上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針對上述分析，建議採取對策如下：
（一）提高推進城鎮化進程的戰略意識和法制意識；適時調整與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政策規定。應把推進城鎮化進程作為總體戰略擺上突出位置，進行超前研究，提出符合實際的發展方案和相關政策。對原有一些制約城城鎮化進程的政策措施要及時加以調整，對與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政策規定要適時完善，對已經出台行之有效的具體措施要認真落實到位。從我市具體情況出發，突出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矛盾，加快制度創新。
（二）要妥善處理好推進城鎮化進程中全局與局部利益的矛盾。一是城鎮化必須進行必要的行政區劃的調整，這必然會涉及各方面利益的重新分配，就應處理好行政區域之間的全局利益和部門之間的局部利益，理順轄區民眾利益。二是城鎮化進程涉及諸多部門的工作，既需要在政策上作較大調整，兼顧政策的協調性和配套完善，也需要加大本部門推進城鎮化進程的工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