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監督標準定位的偏頗。在幹部監督工作中，人們往往習慣於把防線設定在反腐敗上，其結果證實這是不明智、欠科學的。近些年來， 我們把對幹部監督的觸角以“不觸高壓線”為界，把黨對幹部提出的各項標準及要求的出發點及歸宿只放在反腐敗上，這就必然會因監督標準定位的降低而導致組織對幹部要求的降低，最終不僅使監督難以有效，而且還會增加反腐敗本身的難度。從這個意義上講，幹部監督不容忽視的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幹部任用標準不嚴影響幹部監督標準。在對個別特殊崗位的幹部使用上，德才兼備的標準堅持不夠，思想素質把關不嚴，甚至有“帶病提拔”的現象。就是明知這個幹部思想作風方面有一些問題，但無挑選餘地，非他莫屬。因此，任前監督“惟德才授權”的標準弱化了。另一種是“帶病操作”。屆中考察、年度考核、屆滿述職考評中，往往出現“完成任務好，就是好領導”的現象，即使考察、考核、考評中發現了某些問題，只要沒有波及單位事業的發展，沒有造成什麼危害，就“一筆帶過”。還有一種是“帶病離崗”。按照《條例》規定和幹部監督工作的要求，幹部調整交流應堅持先審計、後離任。而且離任監督要突出經濟責任審計制度，把審計結果作為幹部異地升遷、調整交流的重要依據。但是，在有的時候，出現了幹部先離任，後審計的現象。由此，給幹部監督工作帶來被動和不利的影響。因為先離任、後審計，給有問題的、有劣跡的幹部從心理上打了“保胎針”，即使審計出了問題，人們也自然想到對其任用是黨委的決定，只能服從，不能對抗，還是把對立面磨平的好。從影響範圍看，“帶病離崗”，給幹部們造成“有問題不怕，全憑黨委一句話”的錯誤導向。給被任用的幹部本身也助長了僥倖心理。二是幹部權力失控影響監督標準。一些有權有錢的部門，自恃特殊單位，搞工作、生活上的特殊標準，與組織、紀檢機關規定搞“內外有別”，搞“兩種標準”。比如有的出台“土政策”，規定局級幹部正副職、股級幹部正職的手機（電話）費、住房（面積）
補助，獎金補貼等等，在上面看來是違紀違規的，在這個單位里卻是“合情合理”的。對這些單位幹部監督的尺度就難以把握。
3、監督時空定位的偏頗。在現實生活中，領導幹部的工作圈因位於“人前”，監督往往比較省力，而生活圈、社交圈因位於“人後”，監督相對乏力。因此，應該根據需要，拓展監督的時間和空間。近幾年來，對領導幹部“八小時以外”的監督，已被各級組織部門所認識，所關注。近些年來，在這方面，上級組織部門作為熱點問題進行過大量的研究和探討，此類調研文章在黨建報刊頻頻登載，理論上確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理論如何與實踐相結合，走出一條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形勢、切合幹部隊伍建設實際的幹部監督工作的新路子，就顯得不足。從而出現了研討幹部監督問題在創新思維上走新路，實際監督工作依舊走老路，“舊船票難登新客船”。比如對領導幹部“八小時以外”的監督，依然沿用“老制度”、“老辦法”、“老內容”進行，時間上難以湊效，空間上含蓋不了，內容上門類少，不能達到隨幹部的權力行使而潛行，社交活動的延伸而延伸。
4、監督評價定位的偏頗。一是對幹部評價上的偏向。在選拔任用幹部工作中，如果一個幹部被任用了、公示了，沒有人反映什麼問題，就認為“用得準”、“察得細”、“監督得力”，反之，就認為用人不準，用人失察，平時監督工作沒有做好。二是對工作評價上的偏向。上級組織部門在評價幹部監督工作成效時，往往以所屬幹部中出問題者的多少來作為衡量依據。出問題的幹部比例大，則說明平時監督沒有到位；反之，幹部中很少或沒有人出問題，則說明監督質量高。兩種偏向帶來幹部監督工作不能標本兼治，不可避免的出現“割韭菜、不挖根”的現象。三是形象評價上的偏向。尤其是鄉鎮幹部，工作生活在農村，與農民民眾打交道，一些幹部身上有著農民那種說粗話、自由散漫，吃吃喝喝，打皮鬧笑的習氣。有的民眾就給他們編順口溜，一編一串子，一傳十，十傳百的傳播開來。有別有用心的人就給組織部門寫檢舉信，把順口溜誇大。作為組織部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花了很大精力去調查了解。儘管查無實據，但對這些幹部已造成了不良影響。也給幹部監督增加了一定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