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出來的問題使我們不能不看到漸進式模式的內在不足。 由於這一模式的基本程式是：從不公開報導的試驗，到原則上給與肯定（通常以最高領導人講話的形式公開），在認可改革試驗成功之後才給予正式批准，才開始制定具體的法規和管理辦法，因而這一模式必然帶來制度建設的滯後。特別是在財稅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地方的下級政府受利益驅動，其擴大“試驗”範圍的行動往往比上級政府要快得多，省級地方政府又快於中央政府，由此進一步加大了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時滯。 由於存在上述時滯，各地出台的政策往往五花八門，且隨意性很大，帶有臨時色彩（如各類“決定”、“辦法”、“通知”、“條例”等的時效均不確定，有的地方過一、兩年就出台一個新規定），缺乏權威性。到目前為止，國家有關民營經濟的利益和權益保護的法律還相當零散，缺少一個以穩定的規章制度為基礎的管理體系。有關維權的制度也不成系統，缺乏統一性，不同地區執行政策的力度相差很大。有人將之形容為：“改革的上層、保守的中層、刁難的下層”。很多好的政策經常是到了基層就被扭曲或者執行不下去，一些糾紛的異地處理更是十分困難。此外從地方法規的具體內容看，大多比較重視細節問題，如註冊、稅收、減免費用等等。而民營企業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和與其它市場主體平等的待遇，對此法規和政策卻較少涉及，因而往往是治標不治本。還有的法規和政策內容空泛，一般性提法較多。例如有的地方規定：“不得向企業攤派和收費”，而對於亂攤派、亂收費了以後怎么辦卻沒有具體的處理辦法。再如對於民營企業合法使用的土地和經營場所，規定“因建設需要徵用、拆遷的，建設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妥善安置和合理補償”，但什麼是“合理”的標準，安置和補償的具體程式又是什麼卻沒有明確，操作起來餘地極大。凡此種種，最終導致現有制度往往有名無實，投資者權益得不到切實保障。 在分析現行民營企業權益保護制度的缺陷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實施了數十年的國有產權制度。這一制度的特點包括：①財產權利根據所有者性質不同確定，而不是在主體權利平等的基礎上形成；②國家擁有絕對的財產權利，國家的財產權利大於其他一切財產權利；③由於個人財產所有權不得與國家財產所有權相牴觸，與國家的財產權不能處於同等地位。而國有企業是國家的企業，國有資產等同於國家財產。因此國有企業財產權的地位高於個人財產所有權，當然也就高於民營企業財產所有權(參見《民營經濟內參》XX年12月14日，p.15。)。④由政府代表國家管理財產和行使所有權。由於國有財產的規模極其巨大，中央政府不可能承擔全部國有財產的管理職責，因而國有財產權利實際上是由各級政府分別享有的。從上述國有產權制度的特徵可知，在這一制度環境下，要真正認同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真正做到“一視同仁，平等競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各級政府很多違背市場規則的行為都可以從這個制度的特徵中得到解釋。 但是，以市場經濟的眼光來看，現行國有產權制度是存在嚴重缺陷的。由於這種產權制度的最大優點是便於國家集中全社會資源用於大規模經濟建設，因而可以說，這是一種非常適應計畫經濟體制的產權制度。沒有這一制度，國家就不能充分掌握資源，計畫目標就無法實現。現在的問題是歷史的車輪已經駛入了市場經濟時代。實踐表明，國有產權制度的內在缺陷正在日益阻礙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缺陷突出表現在： 第一，為保證國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維護國家的所有者權益，政府必然會通過行政權力來限制稀缺的資源流入非國有企業，維護國有企業的經營特權。這種限制不僅抑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且違背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原則，使得稀缺的資源不能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門和企業，最終降低了整體經濟運行的效率，加大了經濟發展的成本。 第二，個人財產權無法得到真正有效保護，個人進行實業投資難以獲得相應的權利。由於民營企業家不能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從而也就不能消除顧慮積極投資和發展生產經營活動，民間投資不振問題便遲遲不能解決。 第三，違背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原則。很多案例表明，由於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遊戲規則”不同，交易地位不同，民營企業面臨的競爭是極不公平的。在特殊的規則和特殊的交易對象面前，再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往往也無能為力。面對種種限制和偏見，民營企業家不得不與地方行政管理機構形成密切聯繫，以拉關係、走門路等極不規範的方式從事經營活動。在一些地方，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地方官員與“老闆”在酒店、舞廳拆拳行令、稱兄道弟，而不為人所見的地下交易更是為數多多。顯然，這種競爭方式不僅破壞了市場競爭秩序，扭曲資源配置機制，導致官員隊伍的～，而且帶來了新的不公平。我們並不主張將上述行為合理化，但是在批判種種違法違規和不良現象時，不應簡單地將之歸納為“民營企業家素質太低”和政府官員的品質問題，這些現象背後的制度因素才是應當真正引起重視的問題。 第四，為國有企業管理者造就大量尋租機會。在國有產權優先的制度下，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實際上控制了大量稀缺資源。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控制權並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是制度保護所賦予。在缺少有效監督的情況下，國企經營者完全可以將這些稀缺資源拿出來高價交易，以換取小團體甚至個人的福利。而“保護國有財產不受侵犯”，“制止國有資產流失”往往成為一些國企經營者以權謀私的最好理由。 （三）對政府基層官員行為缺少監督的惡果：政府信用缺失 很多案例證明，最需要重建信用的恰恰是政府自身。而一些地方的政府之所以敢於屢屢失信違約，除了民營企業地位低下、缺少自我保護能力的因素之外，政府對官員和執法部門行為的監督不力也是重要的原因。在“吳‘百萬’破產記”一文中我們看到，在吳姓老闆投資的河南某縣，從交警大隊、縣糧食局到縣政府，無一不是公然背棄契約，拖欠或者拒付工程款，在吳老闆工程泡湯、官司上身之後，個別法官又一再伸手索賄，最終使其一無所有。對於這種赤裸裸的剝奪行為，吳老闆卻求告無門，官司也一輸再輸。直到省糾風辦親自干預，事情才有轉機。而且所謂“轉機”也只是部分償還所欠款項而已，事件背後的違法行為並無人追究。試想如果沒有“糾風辦”干預事情會如何結束？糾風辦不過是個臨時機構，撤了之後張老闆、李老闆們再遇到類似事件又當如何？ 另一件發生於廣東省的事件也發人深思。一個民營企業家投資1000萬元建設的新市場三起三落，至事件披露時仍一片蕭條，引起～人怨，當地66名各級人大代表聯名～省委書記。而操縱這一切的居然是“以維護市場繁榮為己任”的當地工商部門(詳情參見XX年3月1日的《南方周末》。)。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老市場系由當地工商所自辦，工商所從中獲得年收入超過20萬元（其中有多少落入個人腰包不得而知，但數量肯定不少）。管理部門與管理對象之間存在密切的利益關係，執法當然不可能公正。二是一個小小的工商所長，可以連續幾次搞垮一個被上下都看好的市場，使投資者損失達300萬元。為此事當地區領導5次過問，市長兩次現場辦公都無濟於事。市場管理者何以有這么大的權力，制約這種權力相應的監督機制何在？ 政府信用的缺失，獲益的是官員個人，損害的是一方經濟乃至整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和效率。看來各級政府在大力倡導提高信用意識、建立健全社會信用基礎之時，也應將重建政府自身信用的問題提上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