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會換屆，鄉政府一改以往的做法，“不定框子，不定調子，不提候選人”，由村民直接提名確定候選人。這種選舉方式當地民眾稱之為“海選”。該村的選舉震動了全縣，並引起吉林省民政廳的重視。到1992年吉林省民政廳總結了梨樹“海選”中的“五分開、三不、三直接”的經驗，梨樹“海選”經驗對於吉林全省的村民自治活動起到了示範作用。1993年，《人民日報》等十多家新聞單位聯合採訪，這樣梨樹“海選”之影響逐漸地擴展到全國其他地方。到1994年底與1995年初，梨樹縣336個村在第三次村委會換屆時全都採用“海選”。自這以後，陸續不斷地有中央各有關部門與國內外的學者、官員等前往考察、訪問，政府也有意識地安排美國、英國、挪威等國的有關人士到福建等地實地觀察村民選舉。“海選”要比以往的選舉方式更有民主的意義了，但是，這種方式之出現也有一個過程。其背景是：儘管已經以村委會代替了生產大隊，村幹部也由村民選舉產生了，但是，一方面村民在選舉時選擇候選人的自由度很少，另一方面鄉鎮與村中的不少幹部依然沿用人民公社時期的管理辦法，往往以下指令性任務為其主要的工作方法，而選舉產生出來的村幹部依然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幹部～問題也日見突出，損害了村民的利益。因此，不少村民提出要查村裡的賬，要管村裡的事。一方面，出於維護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經過一段時間的村民自治的實踐後，農民的民主意識有了覺醒並在提高，於是他們對行使真正的民主權利之要求呼聲也在提高。他們不僅要求民主選舉村幹部，而且要求民主管理村務，要求建立村民代表制度，實行村務公開、財務公開，加強民主管理與監督。瑣因此，針對農民自主與民主意識的提升即民間力量的發展，政府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以平衡兩者的關係，更何況可以利用農民(社會民間)的力量來制約與監督鄉村幹部的行為。這樣，梨樹“海選”模式就產生了。1998年11月以前，我們對浙江省麗水、台州等地所作的調查表明，相當多的鄉鎮領導反對搞村民選舉與自治，更害怕“海選”。麗水地區的一位鎮黨委書記的話很有代表性：“中央與上面要求開展此項工作，所以沒有辦法不得不做。要不是有上面的壓力，讓我自由選擇，那么，我會停止村民選舉。(村民選舉)勞命傷財，把整個工作搞得亂亂的。”這是中央借社會(農民)之力與鄉鎮幹部進行博奕。有意思的是，情況有了一些新的變化。1999年與XX年在浙江省的餘姚市、紹興市等農村調查時，我們聽到了鄉鎮幹部“逼迫”村民進行“海選”之事。有些村幹部與村民認為原先的選舉方式人們都熟悉了，不必再另起爐灶。而鄉鎮領導之所以對“海選”有很大的興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通過“海選”出來的村幹部，容易完成行政任務。一位鄉鎮領導不無感慨地說，農民的滿意是我們開展工作最為有力的保證。瑤鄉鎮幹部“逼迫”村民進行“海選”又是一種博奕，一種鄉鎮政府與農民的博奕。 總之，農民一步一步地體會出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的意義，也一步步地得到與爭取到民主權利，精英們也逐漸地發現其中所蘊含著的民主色彩，也發覺出廣大農民的民主權利是中國～不斷地得到保障與改善的最好說明，當然其意義已具有政治象徵了。社會(農民)力量的不斷加強，國家與地方政府不斷地調整自己原有的行為，調整與農民的政治關係，加上民主自身內在發展的邏輯，這樣，中國農民得到了歷史上從沒有過的民主權利，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形式到實質、從動員到競爭，不斷地提升其民主權利的數量與質量。儘管目前村民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權利還是有限的其質量還不高，“草根民主”本身下一步的發展面臨著“發展限度”的問題，但是這種制度的意義與價值是不可否認的。 四、簡單的結語 回到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如果我們將村民選舉與自治制度的民主意義放置於過程中進行認識，那么，就此制度有些方面可以容易達成共識，有些爭論就不存在的，有些疑慮是可以消除的，村民自治運作過程中實際存在的問題，就容易得到理解。 現在就本文開頭所提出的問題作簡單的回答。村委會與村黨支部關係問題本身的產生說明了農村民主化程度在一步一步的提高，而且我們相信隨著村民自治制度的進一步發展與民主性的進一步提升，這種關係問題會漸漸地解決。而所謂行政化傾向或行政化現象就是鄉鎮政府利用各種方式促使村幹部完成大量的政府任務，使得村幹部最主要的職責就是完成上面的行政性任務，而不能很好地履行其為村民服務之功能，以致於行政權壓過自治權，即所謂的“代理人”角色強於“當家人”的角色，有些地方後者的功能消溶於前者之中。這問題實際上就是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係問題。“行政化現象”所表明的是中國農村自治過程中的困境，這種困境因為國家政體與基層治理方式的變化不是十分的協調，民主化程度不夠而不可避免。行政化傾向之問題意識的產生本身也說明了民主意識在提高。解決行政化問題之方向在於將行政納入“民主”之軌道，以民主的方式履行“行政”，這也是政治民主化本身。放到過程中去理解，“行政化傾向”就容易理解了，這個問題也會在過程中得以較好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