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字面上好像是講第一、第二的關係，好像是此長彼消的關係。但是因此把效率和公平的關係顛倒過來，則是不正確的。必須明確，貧富差距過大不是因為過分注重效率，不是因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而是因為在變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過程中，新舊體制並存和交織，存在漏洞，對社會公平關注不夠。效率和公平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不存在第一、第二的關係，二者都很重要；效率和公平不是對立物，不存在此長彼消的關係，同公平發生矛盾的是具有歷史局限性的生產方式，而不是效率。
所謂效率，從微觀層次講，就是在發揮“一般社會力”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從巨觀層次講，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總起來講，效率就是生產要素的節約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強調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強調發展的重要性。黨的xx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這就是強調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如果在發展的意義上理解效率，那么，“效率優先”無非就是“發展優先”。但是，和“效率優先”相對應的，不應當是“兼顧公平”，而應當是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關係、經濟體制一定要服從於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括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必須以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而不是顛倒過來。
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是手段和目的的關係。如果我們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理解發展，那么，發展本身就包含著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含著縮小過大的貧富差距。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公平就變成普遍的貧窮，就只能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始終是一致的，就像動物的生存鬥爭同種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樣。歷史上所有的對立關係，都談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們還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為實現社會公平創造物質前提的。
貧富差距過大時更應注重社會公平
當前，一方面，貧富差距已經過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另一方面，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經濟條件的改善允許國家加大調節力度。因此，必須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但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是由各種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條件的巨大差異；市場經濟的競爭和優勝劣汰；國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實施的某些傾斜政策；不合理的戰略思維和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國家和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巨觀調節不力；等等。以歷史的觀點看分配關係，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聯繫，又有
區別。不能認為，貧富差距的任何擴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現。從計畫經濟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到市場經濟的適當拉開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體現了現實的公平性。只有體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為造成貧富差距的過大，才屬於分配不公。
現階段的分配不公有兩個相互聯繫的綜合標誌：一是基尼係數過大，二是貧困人口過多。黨的xx屆五中全會提出“注重社會公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是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向“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應當明確，提法的某些改變基本屬於政策性調整，而不是基本分配製度和基本分配原則的變化，更不意味著在犧牲效率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公平。決定收入分配的，首先是初次分配，其次是再分配。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與再分配有關，也與初次分配有關。在目前的體制下，初次分配並不是基本上由市場機制決定，還存在很多的不公平。例如，工資率過低和利潤率過高，就是屬於分配不公；至於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更是不公平了。即使分配主要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也不能認為初次分配只要注重效率就行了。同樣，再分配不僅要解決公平問題，而且也要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進而解決效率和發展的問題。因此，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既要調整再分配關係，又要調整初次分配關係。所有的問題―――無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都只能在發展和改革中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