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XX年“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巨觀調控基調。“保增長”是目標，“擴內需”是途徑，“調結構”是核心。其中，“調結構”是對“保增長”和“擴內需”的限制性規定。只有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保增長”才能保出高質量，“擴內需”才能擴到點子上，反危機才能反出長遠效果。只有把“調結構”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長遠目標。
關鍵字：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XX年“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巨觀調控基調。“保增長”是目標，“擴內需”是途徑，“調結構”是核心。其中，“調結構”是對“保增長”和“擴內需”的限制性規定。只有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保增長”才能保出高質量，“擴內需”才能擴到點子上，反危機才能反出長遠效果。只有把“調結構”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長遠目標。
一、在“保增長”的同時必須強調“調結構”的重要性
經濟結構不合理是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難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世所罕見的高速增長，gdp年均增速達9.8％，最近XX年更是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然而，這種高增長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增強國家實力的同時，也積累下諸多矛盾和問題。其根本原因在於，這是一種以生產要素的低價浪費性使用為依託、以“高耗能、高污染”為特徵、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結構失衡的增長方式。事實證明，這種過分依賴外需而忽視內需，重投資輕消費，重二產而忽視一、三產，重大企業而忽視中小企業，重經濟成長而忽視生態環境的結構性不合理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為避免經濟大幅下滑，中央把“保增長”作為一項硬任務確定下來。但這並不意味著結構調整的任務就不緊迫、不重要。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的衝擊暴露出中國經濟自身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當中，受衝擊最嚴重、經營狀況最困難的正是那些技術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後的行業和企業，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沒有根本改變，經濟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經濟成長過於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局面仍沒有根本扭轉，資源環境壓力仍不斷加大，高耗能、高排放行業仍增長較快，沒有完成節能減排的預期目標。所以，要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目標，關鍵在於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因此，在實行刺激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必須堅定地進行結構調整，推動產業升級，促成發展方式的轉變，決不能為了“保增長”而“飲鴆止渴”，把那些已經或準備淘汰的落後產能再重新扶持上馬。要嚴防一些地方不顧其資源稟賦、環境容量、市場條件等亂上項目的傾向繼續存在。中央4萬億救市計畫出台後，在許多地方政府隨後跟進公布的龐大投資計畫中，的確存在一定程度上偏重大型基建項目和重化工業項目的傾向。對地方政府來說，這些項目往往具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可較快地、大幅度地拉動經濟成長。但如果不能處理好“保增長”與“調結構”之間的關係，不能用“調結構”有效規範“保增長”的合理方向和合理區間，某些在“保增長”名義下的經濟擴張，就很有可能演變成新一輪低水平重複建設，形成新的產能過剩，為今後的發展設定新障礙。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看問題，必須辯證地看待和處理好“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三者之間的關係，使之形成相輔相成、相互轉化的良性循環。“保增長”和“擴內需”的任務雖然很急迫，但必須有利於結構調整。否則，“保增長”和“擴內需”就可能偏離正確方向。重視結構調整，可能要壓縮掉一些項目，影響一些眼前利益，但卻給未來的長遠增長創造更多的機會和動力，有利於滿足人們更高的需求願望。另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保增長”、“擴內需”是“治標”，是短期目標；“調結構”、促轉型是“治本”，是長期目標。只有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標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二、調整需求結構的重點
(一)應由過分倚重外需向側重內需轉變
有研究表明，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的外貿依存度大體穩定在14％～20％的範圍內，中國外貿依存度卻超過60％，遠遠高於一些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的水平。還有研究表明，美國的增長率如下降1％，中國的出口就會下降4個百分點。近年來，外貿依存度過高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反映，它直接拉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並在帶動技術進步、解決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經濟成長對出口的過分倚重，也導致我國受到更多的國際經濟、政治形勢變化的影響，安全風險不斷積聚。必須意識到，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其潛力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還在於國內市場的拉動，要由偏重外需轉變到內外需兼顧、更重內需的軌道上來。同時，出口結構本身也需要調整。目前這種工資成本低、資源消耗高和污染高的出口產品結構，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更加明顯地暴露出其脆弱性，已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