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而提起的程式中，如果股東的要求是公正的，而且受該行為影響的人均屬於這一程式中的當事人，法院可以禁止，或撤銷這一行為。” 三、公司董事會權力的重構 要想真正解決股東會和董事會的權力衝突，必須重構股東與董事、股東會與董事會之間的關係，強化公司董事對股東的責任。日本商法典第266條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該董事對第三者負連帶損害賠償的責任。依日本學界通說，董事對第三者責任的成立要件，並不要求具備《日本民法典》第709條的權利侵害和作為侵犯行為的違法性，只要董事對職務之執行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即可。我國《公司法》未規定董事對第三者所負的責任，實屬一大空缺。筆者認為股東由於董事執行職務中的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而蒙受的直接損失，當然可以基於董事的特別法定責任，直接以自己的名義追究董事的責任，以填補自己所蒙受的損失。我國《公司法》應對董事對股東的責任做出規定，有利於監督董事的行為，又利於股東權利的保護。 筆者認為，解決股東會與董事會權利衝突的關鍵，是對兩者的關係進行重新構建。筆者認為我國《公司法》雖然對兩者的許可權做了列舉式的規定，其中股東大會若對董事會職權的行使不滿意，可以作出解任董事的決議，但不能直接向董事會發號施令。董事會行使章程賦予的未屬許可權時，股東大會若對董事會的行為不滿意，可通過特別多數決議變更公司章程，收回對董事會的授權，由股東大會直接作出決議。這些是股東會對董事會的制約方式，但未規定董事會無理拒絕股東召開臨時股東會時如何處理。筆者建議對董事會行使權力的程式性規則作一定的修改，必須明確公司業務的經營管理權是授予董事會集體的，個別董事和董事長的權力只能由公司章程或董事會決議明示授予：首先，董事會議的召集權原則歸董事長，但是1/3以上的董事會成員有權提請董事長召集董事會議，如果董事長拒絕召集，則他們有權單獨召開，即使董事長拒絕出席，達到法定人數的董事會決議依然視為有效。董事長既可由全體董事會成員選出，則當然可由他們隨時通過決議罷免；其次，董事會的召開，應通知所有董事會成員，不通知則決議違法，法院可予以撤銷。董事也必須親自參加董事會議，不得由他人代理。得到會議通知而不參加者，視為同意本次董事會決議；第三，增設少數股東的股東大會召集權。即由《公司法》明文規定在董事會無理拒絕召開股東會時，由占公司份額1/2以上的股東召開臨時股東會，有權作出罷免董事會成員的決議，以防止董事會權力的濫用。但是這種召開股東會的方式會導致多數派股東濫用資本多數權的原則，給公司的經營帶來不穩定。所以，如果《公司法》就上述權利作出規定，還應確認股東有就瑕疵的股東大會決議提起撤消之訴和無效確認之訴的權利，並應確認股東在不同意股東大會所作出的營業轉業、公司合併、修改章程、限制股份轉讓的決議時，享有股份買取請求權。 筆者認為，除了可增設少數股東召開股東會的權利外，還應增設公司監事會有權召集臨時股東會的權利。董事會成員拒絕參加，不影響其召開，這樣有利於監事會職能的行使，但要在召開前通知董事會，在董事長拒絕召集或拒絕指定他人召集時才可行使此權，否則會導致監事會權利的濫用。筆者建議修改董事的任免規則，明確規定董事會在任期屆滿前，股東會可以簡單多數決議解除任何董事的職務，但是，解除董事職務不影響董事與公司之間服務契約的效力。同時規定，將被解除職務的董事，事先有權得到公司的通知，並允許他在被解除職務的表決會議上陳述自己的見解。取消《公司法》第115條第2款之規定，即“董事在任期屆滿前，股東會不得無故解除其職務。” 筆者認為最關鍵的是應賦予股東提起召開股東會之訴。當董事長拒絕召集股東會時，且董事會成員的行為損害了公司或股東的利益時，股東可訴至法院，要求召開股東大會，由法院指定召開股東會作出決議，這樣就能確保股東會召開的合法性、及時性。當法院認為董事會行為未危害公司、股東利益，也未違反章程規定造成一定後果時，法院可對股東的召開股東大會之訴予以駁回。這樣就可以保證董事會權力的正常行使，合理解決股東會與董事會的權力衝突，便於克服公司董事會存在的“內部人”控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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