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既要積極加入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又希望將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中展開，於是一方面積極改革開放，加速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又積極地掌控發展進程，使之更好地造福於社會和人民。由於現代化和全球化是由西方已開發國家所創立和主導的，包含著理性化、工業化、市場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等多元價值要素[1]，是個非常複雜的價值體系，而共產黨要領導中國加入這個進程，並在其中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所以既必須積極地改變和發展自己，順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戰與需要，又必須根據中國的情況在可能的條件下努力改變或引導全球化，這就必然面臨非常複雜和尖銳的挑戰。
第三，就對傳統的繼承與超越而言，我們致力於把中國的現代化和社會發展與中國優秀的歷史文化相結合，這既有利於使中華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社會，獲得時代性意義，也有利於為中國現代化奠定更加堅實的中華歷史文化基礎，使其變得更加豐富和多樣。在這方面如果把中國和希臘做個比較，從中可以獲得啟示。中國和希臘都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但由於走上了非常不同的發展道路，今天處於非常不同的境地。筆者自1996年首次去希臘訪問，時隔14年後於再去雅典參加國際性哲學學術會議，不僅在城市建設和社會經濟文化方面沒有看到明顯進步，感受更為深刻的居然是國家財政幾乎破產帶來的嚴重社會蕭條，看到的是巨大的民眾遊行示威浪潮，以及民眾自信心的低迷與困惑。儘管古代希臘曾經產生了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柏拉圖哲學、亞里士多德哲學等，但並沒有能夠保證它始終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由此看來，有著最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不一定能夠長期引領人類文明的進步。
當代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心態，通過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積極地向世界各種文明類型學習，將各種有利於社會發展的積極價值因素引入中國，融匯到中國的社會發展之中，又不斷地引入和創造出許多新的價值元素，使之成為促進中國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從中獲得了諸多發展機遇和社會紅利。但客觀來說，這些要素采自不同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系，各有其發生作用的背景和支撐條件，有其具體的功能和效用，彼此之間不發生接觸，也不會有矛盾與碰撞。現在都進入到了中國，進入到同一個經濟、政治和文化體系當中，但各自仍然有不同的體系性和體制性需要，各有發生作用的場景和方向，彼此之間不一定當然地便能相互匹配和協調，可能會有差異甚至衝突，甚至必然會發生矛盾與衝突。
中國要以一個體系同時應對來自非常不同的要素的體系性需求，一時當然難以做到，這就使得當今的中國社會以共時態方式匯集了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諸多矛盾與問題，例如，幾百年來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所面臨的勞工問題和經濟危機問題;20世紀初期美國社會在“進步時代”所面臨的經濟金融秩序和財稅體系不健全而帶來的社會混亂問題;20世紀50年代東歐社會主義所面臨的大一統模式帶來的思想和運行機制僵化問題;30年前“亞洲四小龍”興起又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遭遇嚴重危機所帶來的複雜問題;近來拉丁美洲國家作為後發國家追隨西方現代化而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問題;近3年來美國所發生的嚴重金融危機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廣泛和深刻影響，等等。這種種矛盾與問題都以一定的變形的方式存在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