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作為其國民、民族、地區和單位之間的調節者的地位更加明顯和突出，對於國民和國家利益的保護作用越來越強大，國家間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呈現出多樣化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例如僅在東北亞地區，由於美國的介入，形成了中美之間、中日之間、中韓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朝韓、韓日之間的關係變化，帶動著美韓、美日和中日韓美關係的多元變化。國家作用的強化既加強了國家間的合作，也會帶來國家間關係的對峙，由此而加劇了世界的多極化進程。世界多極化趨向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如此強烈而又鮮明地表現出來，超出了我們過去的想像，需要我們予以高度重視，也要求我們進一步思考，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國家到底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第二個現象是已開發國家在面臨經濟和社會危機時的自我調控能力明顯增強。目前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危機中反思各自的價值觀，認識和調整世界的價值格局。首先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最已開發國家在調整自己的價值觀和價值謀略。從布希總統離任前提出的7000億救市計畫，到歐巴馬總統上台後提出的“無核時代”、減碳排放，到希拉蕊國務卿提出的“巧實力”等等，都是他們不斷調整價值觀的具體體現。在涉及到政府與市場、金融與實業、全球價值與美國利益等一系列根本問題上，他們都在努力提出新的理念，做出新的探索。他們力求站在世界文明的道德高地，在價值觀層面引領世界的發展。他們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對於他國的經濟封鎖、政治干預甚至武裝入侵，往往都是在維繫世界正義的旗幟下展開的，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其他的發達資本主義，如日本、德國以致整個歐盟等，面對中國崛起而帶來的世界格局的變化，一方面表現出嚴重的失落與不適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努力調適自己的理論和行動，改變自己的全球定位與外交戰略。
第三個現象是個人能夠攪動整個世界。全球化的過程，是將個體前所未有地整合到世界體系中的過程，也使個人的世界意義得到放大，並有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影響世界，甚至攪動世界秩序。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蝴蝶效應”，或世界範圍內的“社會突變”。例如，7月，美國佛羅里達州蓋恩斯維爾市一家僅有50名信眾的基督教堂的牧師瓊斯提議在紀念“9·11”事件時焚燒《古蘭經》，引起了伊斯蘭世界的極度憤怒，幾乎造成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嚴重對峙，甚至讓整個世界陷入一場巨大的風險與危機當中。全球化時代意味著全球性合作，而我們所面臨的卻是全球性的風險，這些風險不僅產生於國家利益的較量，還往往產生於民族智慧的較量，根源於人性的博弈。全球化時代的風險具有很多特點：一是誘發因素多，二是風險頻率高，三是風險周期長，四是風險危害大，五是風險預測難，六是難以根本化解，等等。全球化時代同時可以被稱為全球性高風險社會、高風險世界，要求我們從根本上提高抵禦全球風險的能力。
第四個現象是民族、宗教、文化的矛盾與衝突越來越突出。當年亨廷頓曾經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21世紀將是文明衝突的世紀，其中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將要扮演最為重要的角色。當時很多人不以為然，現在看來也許真的讓他不幸言中。在世界經濟、政治、社會組織等越來越趨同的情況下，民族文化也成為各國文化的最後符號，文化差異成為各民族自保的最後屏障，文化衝突成為最為隱蔽也最為明顯的國際衝突。民族文化差異往往又是和宗教差異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文化衝突又常常和宗教衝突聯繫在一起，從而變得格外複雜和多樣。極端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往往有著某些特殊的內在糾結，演變成某些特殊的暴力事件和分裂事件。美國“9·11”事件過去了，還有人力圖從基督教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衝突來加以解讀。在國際上如此，在所有的多民族國家之中也是如此。我國的新疆、西藏等問題無疑也是民族和宗教問題交織的具體表現。如何增強少數民族與主要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增強信教者與不信教者之間的相互理解，使不同宗教之間和不同教派之間能夠彼此寬容、共生共榮，已經成為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全局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