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進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工作。 3、完善對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我區從事第二、三產業的就業人員以及外來務工人員有20餘萬，他們從事著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城市服務業等各種工作，為我區經濟的發展和居民的生活服務做出了積極貢獻。儘管他們絕大多數沒有固定工作，工作流動性較強，但他們已成為我區經濟社會生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當前，我區對非公有制企業職工開始了養老保險，但還不全面，還有許多個私從業人員沒有實施。鑒於這種情況，我區有必要按照農民工的實際需求，分階段、分層次、逐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把這些進城工作人員，特別是那些有相對穩定工作的人納入城鎮社會保障的範圍之內，採用城鎮居民社會保障辦法，使其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社會保障的保護。 4、全面推行農村醫療保險制度。自XX年下半年開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我區推進速度很快，總體運作情況良好，但也存在著民眾認識偏差、補償服務不到位、基金征管困難以及工作隊伍薄弱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因此，我區要繼續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將此作為完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的重點來抓。要加大宣傳力度，不斷完善政策，切實加強補償服務和基金征繳兩大關鍵環節。同時，要大力落實重大疾病救助制度，積極探索建立突發性救助機制，建立多層次、多類型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 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對策和建議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項艱巨而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既需要政府積極引導與高度重視，又需要廣大民眾的積極支持。 （一）應加大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扶持。長期以來，我們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中形成了重城市輕農村的格局，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在認識上有偏差。這種偏差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看不到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其二是存在畏難情緒。所以，首先要更新觀念，充分認識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二是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缺少政府扶持是農民缺乏投保熱情的根本原因，應適當提高集體補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村養老保險真正具有社會保障應有的“社會性”、“福利性”，才能調動起農民投保的積極性。 （二）多渠道籌措農村社會保障資金。資金問題是農村社會保障的核心問題。要廣拓渠道，多形式籌措農村社會保障資金，可以採取如下措施：一是要通過有關政策和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來強化農村集體對保障資金的投入；二是要採取政府積極引導和農民自願相結合的原則，在一定範圍內推行強制性養老保險和養老儲蓄；三是要建立個人帳戶，不論集體補助多少或有無補助連同個人繳費全部記在個人名下，屬個人所有，讓農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從而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參加社會保障的積極性；四是要鼓勵農民積極參加各種商業保險。 （三）建立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增值保值機制。結合現實實際，可採取如下對策：一是建立社會保障銀行。按專業銀行的形式或金融基金組織的形式建立社會保障銀行，一方面通過銀行承辦保障資金的收繳與發放。另一方面通過銀行資金的信貸過程來保證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與增值。二是建立保障儲備資金的投資機制。通過加強對部分資金的投資效益，以保證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確保保障對象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在具體操作中，可以通過法律程式，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資代理制，將部分養老保險基金交由專業投資公司進行投資，以提高積累資金增值率；對於縣級保障部門，可以將養老保險基金交由省級部門負責保值增值並承擔責任，省級部門不能實現保值增值的，可以將基金交由全國有關機構管理。 （四）完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針對我國目前多頭管理、地區分割、標準各異的管理局面，我國的社會保障管理體系應該成為集中協調與分工管理相結合的新型管理體制。可償試設立以下機構：一是行政管理層。由政府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負責制定各項社會保障政策、法規，設計社會保障發展規劃。我國應從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徵及社會保障項目差別很大的實際出發，先把部分保障項目統一管理，逐步實現城鄉統一。二是業務經辦層。按照社會保障行政性與事業性分開的原則，應依法設立不依附於政府部門的具有法人資格的業務經辦機構，負責基金的收繳、管理和支付。三是基金運營業。儘快建立諸如社會保障基金會、社會保障投資部等機構，負責研究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營運的方法和渠道，研究投資的風險、收益和回報率，以實現基金的保值和增值。四是建立代表投保人利益的行政監督機構，以對社會保障實施全面監督。 （五）加強社會保障的法制建設。目前，我國社會保障立法不健全，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法制十分薄弱。國家關於農村養老保險的方針政策變化無常，各地在這方面也沒有規範統一的業務、財務及檔案管理的規章制度，這都導致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不穩定性，致使社會保險在農村進展不力，舉步維艱。而通過立法是達到穩定政策的最好途徑，通過健全社會保障法，從而調節社會保障實施中的各項社會關係，保證社會保障的實施與貫徹。從目前來看，重點要進行社會保險和保險資金管理方面的立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方面的立法，同時進行隊伍與執法隊伍建設，從而使立法、司法和法律監督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