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光陰，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值此畢業之季，撰寫個人總結，順之天理，亦順之人情，不可不明誠也。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諺語有之曰：“授之以魚，不若授之以漁。”有一位學者常對他的學生說：“研究生三年，更重要的是思維的轉變。”回顧三載讀研生涯，我本人亦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感觸之深，收穫之大，恐不能依託言語表達。若必言之，暫且總結為以下六點：
一、學會了讀書——形成了文本本位的讀書觀
文本、作者、讀者和世界，謂之讀書之四要素，四要素之間各自相互影響地發生著作用。我們專業（科學技術哲學）的課堂大多採用“學生主講——老師答疑”或“學生主講——同學批評——老師答疑”等以學生為主體的授課方式。面對這種先進的授課方式，我起初並沒有做好。由於受到文學思維的影響（我本科是中文系，並酷愛文學），在起初讀書時，我總是對文本帶有很強的主觀意識，即我的讀書方式大多停留在“讀者本位”。
經過老師們的嚴格管教，以及導師苦口婆心地勸導，我終於逐步實現了由“讀者本位”向“文本本位”的過渡。這一轉變實現後，我意識到其實讀書很簡單，儘管到了研究生，讀書所採用的方式仍然無外乎是國小以來在語文課上的讀書方式，即“劃分段落——總結段落大意——寫出中心思想”。在讀書之前，要去除自己的一切理性的僭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受其它研究成果的干擾，亦不能受自己主觀好惡的影響，惟文本存焉。
二、明白了什麼是真問題——形成了實在論的真理觀
學會讀書之後，也就逐漸明白了什麼是真問題。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不然。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儘管我們看不到；問題是有待要解決的，儘管我們摸不著。文本本位的讀書方式，似乎必然引申出對真問題的認識；相反，讀者本位的讀書方式，恐怕只能導致一些自己構建的或者假想的假問題。根據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理論世界具有客觀實在性，並能夠通過符號世界對物質世界發生作用——前者表明了做研究之依託，後者表明了做研究之意義。
在三年的研究生訓練中，我逐漸形成了構建主義基礎上的實在論的真理觀。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人類的所有知識都是構建的，建立在知識基礎上的文化或文明更是構建的；然而，我們對此卻無能為力，我們的研究不能活在真空中，我們只能通過研究對我們的環境進行逐步改變。但是，在我們已經身處其中的被構建出來的文化中，知識具有實在性和獨立性，發現一個知識體系內部或者各知識體系之間的衝突，便發現了真問題，能夠解決這些知識衝突，也便就解決了一個學術問題。儘管我的真理觀或許還會變，但至少目前我信奉它。
三、學會了做學問——形成了以小見大的研究觀
思，是無限的；但行，是有限的。思之無限，經常致使我們心猿意馬，迷戀於那些大而無當的大問題，這也是人類理性的一種本性；然而，行之有限，卻時常告訴我們，感性和幻想解決不了問題，解決問題還需要靠理性和踏實地付出。馬爾庫塞經典著作《單向度的人》的副標題是“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單向度的人”這一大問題受到“發達工業社會”和“意識形態”的限定之後，形成了一個較小的問題，但通過這一小問題的研究，馬爾庫塞闡述了一個整個世界的大問題；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和庫恩的《哥白尼革命》等名著也均是以小見大的典範。
或許也是因為自身理論素養不夠的緣故，我的碩士論文依然是選了一個小問題，在生物學哲學中，我選擇了社會生物學；在社會生物學中，我選擇了多層選擇理論；在多層選擇理論的研究中，我選擇了以利他行為進化難題為切入點；儘管如此，這一小問題處理起來也並不容易，我仍然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好。從對這一小問題的研究中，我也得到了一些大的收穫並獲得了一些大的視野，我的關注點已不再局限於生物學層面的利他行為，我已逐漸對人類利他主義、宗教利他主義、帝國的興衰等大的問題有所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