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防群治組織是人民民眾在長期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力量聯合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安防範與管理的重要組織形式。早在50年代初葉，我國即出現了以城鄉治保會、治安聯防隊為主體的群防群治隊伍，它們紮根於人民民眾之中，在黨委、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主要公安機關)的領導和指導下，在治安巡邏守護、矛盾糾紛排查調處，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歷經50年的發展變化，我國的群防群治組織也獲得到了長足進步，組織形式開始由單一型向多樣型轉變，從業人員由純粹的義務型向有償型轉變，工作方式由各自為政型向整體聯動型轉變。這“三個轉變”的出現，使群防群治組織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明顯，影響更加深遠。我國著名學者馮常厚先生在主編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學》中，對此作了客觀評價，認為群防群治組織“是組織廣大人民民眾參與維護社會治安的較好形式”，“可以促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各項預防措施的落實”，“是專門路線與民眾路線的結合”。中央中央、國務院也充分肯定了群防群治組織的重要作用。XX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意見》和XX年，中央綜治委、中央編辦聯合下發的《關於加強鄉鎮、街道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基層組織建設的若干意見》中，對加強群防群治組織建設也作了具體規定。
但是，由於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當前，群防群治組織建設方面還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群防群治組織的建立隨意性較大。絕大部分地方對群防群治組織的建立仍沿襲計畫經濟時代的行政命令，對需要建立的群防群治組織採取政府或部門檔案予以確立，缺乏相對的穩定性。二是群防群治組織的經費十分困難。絕大部分地方群防群治工作經費缺乏財政保障，加之自身開闢財源力不從心，因而經費十分困難。三是群防群治組織人員待遇太低。四是群防群治組織開展工作的方式簡單。群防群治組織的基本作用為“協助公安機關從事社會治安防範”，但如何“協助”，尚無具體規定，因此群防群治組織開展工作的方式就是安排做什麼就做什麼。五是群防群治隊伍素質整體不高。群防群治組織的從業人員一般為下崗工人、無業人員、退休人員等組成，他們的素質普遍較低，與當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形勢與需要，特別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不相適應。這些問題的存在，一方面制約了群防群治組織的健康有序發展;另一方面削弱了公安等職能部門對社會治安管理工作的力度，長此以往，必然會產生十分嚴重的社會後果。
一、強化認識，增強群防群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認識是行動的指南，是做好任何一項工作的前提條件。對新形勢條件下群防群治組織的認識，就是要進一步明確群防群治組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勿庸置疑，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來，在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穩定工作中，人們更多地看到了政法機關，特別是公安機關的主力軍作用，而忽視了群防群治組織的協助與基礎作用;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一些錯誤思潮，認為群防群治組織是計畫經濟年代的特殊產物，是人們自覺承擔的義務，而現在是市場經濟年代，再搞這種義務性的活動，已不適應形勢的變化。正是在這兩種錯誤的導向下，群防群治組織在無形中被削弱了，有的地方群防群治組織已名存實亡。新時期是否需要群防群治組織存在?是否需要加強這一組織體系建設發揮其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群防群治組織的存在是歷史形成的。在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它創造出了許多適合我國國情的經驗。著名的浙江“楓橋經驗”，實質上就是群防群治組織工作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同志對此曾作高度評價，並要求在全國推廣。在紀念“楓橋經驗”提出40周年之際，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xx同志也要求要繼續創新“楓橋經驗”。另一方面，新形勢條件下需要群防群治組織。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一些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不斷湧現，農民失地問題、企業改制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等都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內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調處稍有不慎，將可能產生極其惡劣的社會後果。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單靠黨委、政府，或某一個、或某幾個部門顯然是無濟於事的。實踐證明，只有藉助和發揮存在於人民民眾中的群防群治組織才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對鄉今年1-3月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情況分析，在33餘件矛盾糾紛中，由治保會、調委會等群防群治組織調處的高達23餘件，占矛盾糾紛化解總數的70%，其作用不能低估。所以，我們一定要克服上述兩種錯誤的認識，正確界定群防群治組織的地位和作用，即在注重發揮職能部門的作用的同時，也要加強群防群治組織建設並發揮其作用，將二者有機結合(即專群結合)，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協調、相互作用的良好格局，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確保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