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只為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而鬥爭、而犧牲，是最不值得的；只有為黨、為階級、為民族解放、為人類解放和社會的發展、為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最大利益而鬥爭、而犧牲，那才是最值得、最應該的。就像江澤民同志在中紀委第五次全會上所講：“如果只是為自己、為家庭而活著，那個意義是很有限的。只有為國家、為社會、為民族、為集體的利益，奮不顧身地工作著，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的聰敏才智，這樣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義，才是光榮的一生，閃光的一生。”一個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應該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大公無私，先公後私。
宋代時范仲淹就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是封建時代的官吏，但他的這句話對今天的黨員也是完全適用的。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當先顧“他人瓦上霜”，而非“自家門前雪”。
1922年，捷爾仁斯基擔任蘇維埃交通人民委員。一次，西伯利亞的一個火車司機連續工作了兩晝夜，出色地完成了任務。有人請示捷爾仁斯基，是否可以給這個司機以一定的獎勵。捷爾仁斯基問：“他是黨員嗎？”回答說：“是黨員”。“那就什麼也不需要了，他履行的是黨員的義務。”捷爾仁斯基對共產黨員的這種特殊要求，使頤歉械降吃鋇某坪攀嵌嗝醋嚴、多么神聖。踱表明，共產黨員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是民眾的表率。踅爭中，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和平環境裡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共產黨員就是用這種高風亮節在人民心中鑄起了巍峨豐碑。可以說，沒有這種特殊的品格，共產黨人也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人?br>有一份資料說，戰爭年代，一位來中國採訪的外國記者講，在中國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國民黨軍隊的指揮官在指揮士兵衝鋒時喊的是“給我上”；在同樣情況下，紅軍指揮官喊的卻是“跟我上”。這“有趣的現象”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反映了兩支軍隊性質的根本不同。“跟我上”的精神就是率先垂範、樂於奉獻的精神。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對敵人的屠刀，喊出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的豪言壯語；正因為有了這種精神，鐵人王進喜面對外國的經濟封鎖，喊出了“寧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誓言；正因為有這種精神，人民民眾中才流傳著這樣的話：“挽一挽袖子甩一甩手，黨員怎走咱怎走！”人民民眾對共產黨員的這種無比信賴，正是緣於共產黨員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正是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偉力之所在！
“他心裡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是焦裕祿的寫照，也是每個黨員應該用來要求自己的標準。有一個寓言《蛛與蠶》：“蜘蛛對蠶說：‘你口吐經緯，作繭自縛，巧妙技藝，等於自殺，不亦蠢乎？’蠶回答說：‘我固自殺，但所吐蠶絲，織成綢緞，獻給人類。而你，為填肚皮，織成羅網，專殺他類，技藝高超，何其殘忍！’蠶嘆息而去。”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做那隻“到死絲方盡”的春蠶，把自己的一身都奉獻給人民，奉獻給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