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志在2003年7月1日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地方人大的立法工作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使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能夠切實反映廣大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即“順民意，謀民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定要加強立法工作，其中包括加強地方立法的工作，但並不是說，制定了法律就是實行了法治。亞里士多德早就說過，法治的含義是包括嚴格的依法和所依之法必須是“良法”這兩層意思的。所以我們不僅要制定出法律，而且必須制定出能夠實現、維護、發展廣大人民利益的法。
地方性法規一定要符合憲法。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全國各族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最集中的體現，任何法律法規都要以憲法為依據而不能違背憲法。違憲的法律規定越多、執行得越堅決，對人民的利益危害就越大。最近一段時期社會反映強烈的孫志剛案件，起因是公安機關依據1982年國務院頒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對孫志剛實施了錯誤的收容審查，導致了孫志剛被傷害致死。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不受侵犯，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孫志剛是因為當時他沒有隨身攜帶“三證”（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隨時隨地將“三證”帶在身上）而被作為“流浪者”被收容即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因為強制性地收容審查與拘留、逮捕在限制人身自由上並無區別，故這樣做顯然是違憲的。同時我國《行政處罰法》、《立法法》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強制措施，只能由全國人大或者常委會通過制定法律來規定，而不能由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來設定，在上述兩個法律頒布後國務院這個《收容遣送辦法》應當是不能再執行的。這次孫志剛案件受到法律界人士的嚴厲批評。國務院迅速作出決定，廢止了原《收容遣送辦法》，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不能違憲、違法，我們制定地方性法規更應當嚴格遵循合憲、合法的原則，不能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地方性法規應當防止對公民權利的過度干預。公共領域或者稱公共權力和私人領域或者稱私人權利，從來就是一對矛盾，既對立又統一。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行使的權力即是公共權力，其最大特點是在於它是由法律賦予的，法律賦予這些機關什麼權力，這些機關才行使什麼權力，法律沒有賦予的權力，它們是不能行使的，否則就是構成“行為沒有法律依據”，就是越權；但公民不同，除了法律明確限制的以外，其權利廣泛存在。憲法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只是對公民權利的基本的方面、起碼的權利作出規定，予以強調，並不是公民權利只限於此，凡是法律沒有限制的就是公民自由的領域。世界文明、法治的總趨勢，是減少、限制公共權力，擴大、發展私人權利，儘量使公共權力保持在最小範圍，而使公民獲得儘量多的自由。我國近年來推行政府機構改革，努力簡化行政程式、精簡機構設定、減少行政審批等，也是朝著這種趨勢的。過去的情形就不一樣，如以往很長時期，公民出門辦事要帶很多的證明和檔案，否則寸步難行、啥事也辦不了。如農民進城打工，除身份證以外，還要有原籍縣政府制發的“外出人口務工證”、務工地的“外來人口就業證”、務工地的“暫住證”、僱傭單位的經所在地政府部門批准的招工計畫和名額等，沒有這些證明材料，是不能在城裡務工的。如是夫妻一同外出，還要持結婚證，否則不能一同住房或租房。要獲得這么多的證明，就是要經過這么多的審批。甚至於結婚，雖然男女雙方自願，什麼條件都符合，但必須經過所在單位批准，開出證明，才能到婚姻登記機關登記。這些都是國家公共權力對公民私人權利的過度干預，公共權力膨脹的結果就是公民權利的被擠壓，公民自由的空間越來越小，這對於促進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建設一個朝氣蓬勃、充滿活力的社會是不利的。現在改革的結果，除了身份證、暫住證以外，其他的證明和批准都不要了，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很大進步。當然，有些必要的審批和手續還是應當要的，如從事餐飲、食品行業的人，必須身體健康，持有衛生許可證。現在各個方面都強調依法管理，要求規範化、正規化，故地方立法中不斷地出現“管理條例”之類，所以要特別注意公共權力的不應有的擴大。如民事契約，只要是當事人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內容不違背國家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訂立後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有同志建議：為了防止欺詐，應在地方立法中規定契約訂立後應當經過有關部門鑑證。這個建議是不能採納的，至於契約欺詐的問題，法律已有處理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