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10月23日晚上，我應邀與xxx、xxx、xxx、xx四位老師一起擔任我們文學院XX級“大明杯”新生演講比賽決賽的評審，我還被邀作點評嘉賓。
之前，承擔演講賽組織工作的同學就電話與我聯繫，總共有三次之多，第一次是正式徵求我擔任評審的意見，聽得出電話那頭的同學是有些惴惴不安的等待我的答覆，我略略猶豫一下就答應了；第二次是告訴我在演講結束之後要請我點評，我說這個是無法準備的，請其他老師或者到時再說吧；第三次是比賽前的前一個晚上，要確認我是不是能到場，我十分肯定地說一定能夠參加。我知道，學生要邀請到老師參加他們的活動並不容易，我知道，學生十分擔心我臨時變卦讓他們的活動陷入被動！主管學生工作的xxx老師主動聯繫我，讓我傍晚坐他的私家車到xx校區去。其實除了住在xx校區的xxx老師以外，我們幾個住在育才的評審都是坐陳老師的車。我特別問給我們“當司機”的陳老師，這樣駕私家車參加學生活動有沒有油費報銷，陳老師說是沒有的，我感覺他是為了便於我們支持學生的工作，甚至不惜假私濟公了。
說實在，我是屬於比較樂意參加學生活動的那類老師，大凡學生找到，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輕易推辭。作為一名普通教師，我認為我的責任不僅僅是“教好”（其實並不一定真的教好了）自己承擔的課程，學生在校期間，他們為了增長自己學識和才幹的一切求知實踐行為都跟我直接間接有關，我有義務盡力協助他們。話劇小品、演講、辯論、說課甚至朗誦比賽我都曾擔任過“評審”甚至是“指導老師”，這絕非由於我是這諸多方面的“專家”，而是我將參與學生的活動作為支持他們的一種姿態。學生找到我的時候，我肯定會坦誠地說出自己的實際情況，能夠參與的都儘量參與，甚至象徵性的謙虛也沒有，很少說“請你們去找更專業、更高水平的老師，對這個我很不在行。”之類的話。
當我們在報告廳所在的教學大樓前下車時，一大群同學在寒風中顯然已經恭候多時迎接我們，我們下車後就一路簇擁著我們走進教學樓，走上樓，走進報告廳，直至引我們到前排的位置入座。看得出他們是多么的高興和感激我們的到來啊！我為被奉若上賓感到很舒坦，同時還有隱隱的感動和愧疚……作為老師的我本來不應該讓自己的學生這么見外的，我在履行自己份內的教育職責時卻被認為是在承受額外的負擔。
演講賽有一個環節是評審提問，xxx老師的一個問題讓我印象深刻：有人說大學不僅要有大樓，還要有大師，有大愛，有大氣，有大樹，你怎么看待這些說法？你還有什麼補充嗎？（大意如此）受問的選手回答說還要“有大力”，認為一個大學要有大的凝聚力，這樣才能得到發展。現場能回答到這個份上很不錯了。但當時我就想，真的是非常強烈地想到，有大師、大愛、大氣、大樹的大學，那都是一流大學、名牌大學、老牌大學了，按此標準看的話，偌大中國有多少所大學？錢學森在晚年好幾次對探視他的溫總理說“為什麼我們的大學老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成了刺痛所有中國人的心的“錢學森之問”——共和國誕生一個甲子了，我們的大學培養出多少稱得上“大師”的人才了？！是的，甚至是所謂的國內一流大學，幾十年間也沒有培養出幾個堪稱大師的，一般的普通大學更難以培養得出，請得來，養得起大師的，甚至要求每所大學都有大氣、大樹也是不現實的。然而，任何一所學校都必須有愛，作為大學的則無論多么普通都必須有愛而且是大愛——愛真理、愛智慧、愛美德、愛自然、愛自由、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但最最基本的，學生愛真理，老師則愛學生——老師就要為追求真理的學生服務。
作為一個全新的校園，我們的xx校區有幾幢大樓了，但還沒有大樹，也還看不出什麼大氣來，這個時候，她尤其需要大愛！普通的大學可以沒有大師，但是絕對不能沒有老師——如果學生要進行學習、開展活動的時候，甚至校門口的眼鏡店、超市老闆都可以請來，反而是自己的老師找不到，那真是情何以堪啊！
我知道我這一輩子也不可能成為什麼大師，我只希望能做一個也許不能隨時到學生中間，但他們卻可以隨時找的老師，我們學院有不少這樣的老師，他（她）們都是我學習的榜樣。海子曾希望他在海邊有一幢房子，以便面朝大海，感受春暖花開；我則希望自己在我們略有些空曠的新校園的旁邊有一間小屋，以便面向校園，傾聽學生召喚……
教書育人先進事跡——灑下一路汗水 只為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