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小說家，我在美國寫完了《段逸興的一家》，而作為女兒，我構想著爸爸最終看到整部作品的樣子，難免忐忑不安。回國前，小說全文在《收穫》上發表了，我不敢問爸爸有沒有買到雜誌，有沒有看，下了飛機，懷著愧疚，我在免稅店給他買了兩條煙。
站在出口外面等我的爸爸倒是臉色如常，胖乎乎地戴著眼鏡。我們到了家，吃了飯，坐在沙發上喝茶，他忽然說：“你那小說我看了。”
出乎我的意料，他抽著煙說小說寫得還湊合，就是有幾個不恰當的方言用法。爸爸又開始改錯別字了，我趕緊讓他把錯的地方標出來告訴我。之後，他還帶我去看了他的菜園，摘了青菜幫子煮白水菜，好像之前的不愉快都過去了。國慶後我回家去，他居然高高興興地告訴我有人叫他“勝強”——“勝強”是《段逸興的一家》主角的名字——我嚇了一跳，他還是笑嘻嘻的，說：“薛勝強這人有點意思啊。”
就這樣，我和爸爸奇蹟般地和好如初，甚至比之前的二十幾年更加和睦了。
得知小說獲獎的訊息，我自然立刻打電話告訴了爸爸。我特意叫他說：“勝強，我得了一個獎。”他卻心不在焉，說：“是嗎?我在打麻將，打完再打給你。”
國中時候，爸爸把我寫在周記本上的作文整理出來，投給不同的雜誌社;大學時，他幾十本幾十本地買我出版的小說，把它們當作我們戴家的土特產送人;他喝酒了就走在我們郫縣的馬路上，張嘴就唱《三套車》;大熱天裡摸著自己的肚皮，背幾首詩詞再吃一口西瓜;正是這樣的爸爸，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第一位讀者，也是我認識的活得最有勁的人——正是因為他，我才決定要寫我的家鄉郫縣郫筒鎮，寫虛構的小鎮“平樂”，寫他這樣一個噴嚏打穿東街的胖子，寫故事裡的豆瓣廠廠長薛勝強和他的父老鄉親。
以前爺爺還活著的時候，我經常跟他去竹林茶館吃茶，一個院壩里坐著的都是我們老南街的街坊鄰居，他們聽說我是個作家，就都搶著要把自己的事兒講給我聽。爺爺就說了：“總有一天，你要寫寫我們鎮上的事情。”
我的確就這么做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