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新中國成立60年的歷史，也是中國工人階級內涵不斷外延的歷史。
工人階級的最大特徵是“無產”。準確來說，這個“產”不是財產，而是生產資料。因此，我們通常在概念使用上並不嚴格區分“無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1888年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加注時再次作出解釋：“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僱傭工人階級。”然而，工人階級從來就是一個歷史範疇，它的內涵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在不斷泛化的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內部分化，並產生了需要關注的困難群體。
內涵的三次外延
新中國成立初始：工人階級主要指產業工人
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按照政治和經濟雙重標準，對中國各階級進行了劃分，在新的經濟結構的基礎上構建出“四階級——階層”的社會階級階層模式，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既與工人階級密切聯繫又因特殊社會功能獨立於工人階級的管理者階層。
這時的工人階級主要指產業工人，如製造、建築、運輸等行業的勞動者，而機關事業單位、商業單位的勞動者被稱為職員。當時我國勞動統計對職工的定義是“職員和工人”，顯然把產業工人與從事腦力勞動的管理者區分開來。相應地，產業工人成立的民眾組織是工會，職員成立的民眾組織是職代會。隨著其他階級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並逐漸轉化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工人階級的隊伍日益壯大。同時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產業工人的數量急劇增長，到1956年底產業工人的人數已達4651萬。
第一次外延：幹部、職員都屬於工人階級
對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經濟結構逐漸趨向單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工人階級相對人數和絕對人數都進一步擴大。同時，社會階級階層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逐漸消失，中國只剩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兩大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階層，形成了“二階級——階層”的社會結構。
工人階級的內部構成日益豐富，管理階層不再獨立，而成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相應地，這一時期的工人階級內部階層劃分為幹部和工人兩種政治身份。“職員”的身份消失，職員與工人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商業及機關事業單位的“職代會”都改稱工會。
第二次外延：知識分子階層的定位
在如何認識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上，經歷了比較曲折的過程。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對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分析，認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個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一時期的劉少奇則更加明確，認為教員、記者、演員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僱傭勞動者”，應該包括在工人階級之內；工程師、技師等職員，都是“僱傭勞動者”，從事“腦力勞動”，“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
但是隨著中國政治思想領域逐步進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軌道，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不斷發展。特別是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兩個基本估計”: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擴展到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這段時期，在全國範圍內對知識分子實行了教育和改造的政策，並沒有將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直到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己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才真正從理論上把知識分子納入到工人階級的範疇，進一步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內涵。
第三次外延：農民工階層興起
農民工是指農民戶籍身份還未能得以轉換，而又常年或大部分時間在從事非農產業生產經營的被僱傭群體。改革開放後，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民工開始湧現。在XX年舉行的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農民工大體可被分為兩類：一是離土離鄉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的廠礦、機關、商業、服務行業勞動；二是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在本鄉本村的鄉鎮企業或在附近城鎮的工廠、商店、機關勞動。從勞動關係上講，這兩種農民工都應該屬於工人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