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身份的限制，農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農民工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低、勞動強度大的“苦、髒、累、險”行業，他們工作條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環境差，未被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像城鎮職工一樣平等地分享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據統計，目前在城市就業的約1.4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有勞動關係的只有7000多萬人。截至XX年年底,全國只有2400多萬農民工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4200多萬農民工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4900多萬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500多萬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同時，他們還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學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另外，他們常常被看作城市社會的異己力量，被當作治安狀況惡化的重要因素。如何進一步打破農民進城務工的制度障礙，使得農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階級隊伍，是一個不容迴避、必須破解的難題。
關注二：國企下崗職工生活問題
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產業中從事體力、半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他們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作為我國傳統工人階級的主體，一度被稱為“老大哥”。他們曾經擁有優越的政治身份地位，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積累了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
由於歷史遺留下來的人口問題造成我國勞動力過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著隱性失業。不過改革前，國家採取了“低工資，高就業”、“三個人飯五個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業措施，把顯性的過剩勞動力轉化為隱性的過剩勞動力。上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國有企業三項制度的改革，計畫體制內的國有、集體企業的工人與企業的勞動關係逐步脫離計畫經濟的束縛，向市場化的勞動關係轉型，使得這種隱性的失業逐步顯現化。當時還不叫“下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職”，有的地方叫“廠內待業”，有的叫“放長假”、“兩不找”，等等。90年代中後期，下崗職工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開始凸顯，並且引起社會各方面普通的廣泛關注。下崗職工問題集中在這個時期出現，是我國經濟發展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綜合反映。從根本上說，這是前進中的問題，國企改革將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同時，在改革的利益重新調整過程中，大量的下崗、失業、為企業效益及早退休的工人成為受損最嚴重的困難群體。部分職工在改制成功的和壟斷的企業中得到實惠，但一些被淘汰的夕陽產業的工人，下崗及失業補助或退休工資水平非常低，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較低，而且年齡偏大，他們再就業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就很有限。這部分職工收入水平低，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會保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處於明顯弱勢地位，他們的生活困境已逐漸被固化，且開始形成貧困的代際傳遞。這部分職工的就業利益和勞動報酬利益沒有得到保障，與國家對工人的“欠賬”有關，需要以負歷史責任的態度對他們的生活困難問題進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