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當前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力軍”。根據近期正式公布的數據,我國農民工總數約為2.3億人。其中外出務工人員1.2億。其中，在第二產業中,農民工占全部從業人員的58%,其中在加工製造業中占68%,在建築業中接近80%；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農民工占到52%以上。加起來，二、三產業的農民工已經有8300萬之多。
當代的農民工與以往來自農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它不但是對工人階級隊伍的大量補充，也是對現有產業工人的有力衝擊；其次，與新中國成立後農民進入工人隊伍的過程不同，這次基本上是自發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資、外資、私營企業，成為典型的僱傭工人；再次，農民工享受不到城鎮國有企業工人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福利待遇，處於城市裡的社會底層。
近30年的泛化與分化
以是否擁有生產資料為一元化的階級劃分標準，從理論上為工人階級內涵泛化提供了依據。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晚年時期，已經出現了社會結構日益複雜的趨勢，分工在擴大，協作在加強，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並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相應地，工人階級不僅包括體力勞動者，也包括腦力勞動者；不僅包括工廠工人，也包括工廠以外的在其他領域從事“協作性質”的“共同勞動”的人員；不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總之，一切從事或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勞動者都屬於工人階級。
因此，理論上對工人階級的泛化進行解讀並不難。比如，馬勒的“新工人階級”論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生產工人將愈來愈少，非生產工人即技術工人和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會愈來愈多。工人階級除了要直接生產有形的產品，還要生產無形的“生產條件”，即為生產提供技術、管理和服務等。這樣，工人階級不僅包括傳統藍領工人，還包括那些生產“生產條件”的科研人員與組織者等，稱之為“新工人階級”。
對工人階級的泛化理解，也同樣適用於改革開放30年中出現的多種新興社會結構成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步入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時期。隨著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推進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包括廣大知識分子在內的我國工人階級隊伍日益壯大，大批鄉鎮企業職工、進城農民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和新興產業職工源源不斷地加入工人階級隊伍。
根據XX年年度的國家統計年鑑，XX年年城鎮就業人員29350萬，其中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分別占6424萬人、718萬人，只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不到1/4，其餘超過3/4的就業分布在股份合作單位、聯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港澳台商投資單位、外商投資單位。同時，鄉鎮企業和鄉村私營企業就業的人數分別達到15090萬、2672萬。這些就業人員絕大多數都屬於泛化工人階級的範圍。
同時，工人階級內涵的泛化，並不能掩蓋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分化，並真真切切地體現在轉型社會中的每個角落。有學者採用最經典的西方社會分層理論，以財富、權力和聲望作為綜合標準，把泛化的工人階級進一步細分為四個層次：管理者為上層，由黨政幹部、高層經營管理者、高級專業人員構成；專業技術人員為上中層，由擁有高新技術的人員、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構成；產業工人為中層，由國企、集體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的職工構成；一些特殊工人為下層，由失業下崗職工、失業工人和城市外來農民工構成。
當前工人階級的泛化與分化，還在意識上使得傳統理念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直接感受產生差距。對於改革開放中不斷湧現出來的新興階層與群體，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等，顯然難以使他們對傳統產業工人形象產生共鳴，更難讓他們承認與農民工群體屬於同一社會組分。因此，工人階級的分化，不僅體現在職業結構和經濟地位上，更體現在意識分化上，彼此間難以形成認同感，使得當前的工人階級成為“不確定”的階級。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階級價值觀念，重建工人階級“共同意識”。
關注工人階級中的困難群體
中國工人階級60年來的演變歷程，伴隨著社會價值分配格局的不斷調整、變遷，陣痛不可避免，對於當前出現的工人階級中的一些困難群體，需要格外關注。
關注一：進城農民工的權益保護與社會保障問題
在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都存在著大量農民湧入城市的特定發展階段。但中國這樣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卻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其實，中國工人階級在最初形成時，其成員絕大部分就來自破產的農民。只是上個世紀60年代之後，由於我國建立起特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才人為割裂了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淵源關係。在計畫經濟時期，農民向工人的轉化主要是通過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實現的。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方式，沒有出現所謂的“農民工”現象。
在改革開放以後的社會轉軌時期，進城的農民工大批湧入產業工人隊伍，成為產業工人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時，農民向工人階級的轉化主要是通過市場的手段和方式實現的，但同時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們的戶籍身份仍然是農民，在現有的戶籍管理體制中舉步維艱，成為城鎮生活中的邊緣群體，過著候鳥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