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一個不足之處是，對古代在官的指揮下作具體工作的“胥吏”和“差役”沒有作評述和分析。要全面考察古代“吏治”是不能忽略這批人的。胥吏的人數一般是官的十幾倍或數十倍，他們多是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的。這些人物基本上沒有孔孟之道的約束，有的朝代還不給胥吏俸祿（即使有，也極低），全靠自己找食吃（京劇《蘇三起解》中的崇公道就說：“我們大堂不種高粱，二堂不種黑豆，不找你們打官司的要，找誰要去？”），宋代以後胥吏不能應科舉，大多絕了做官希望，這樣他們無所不敢為。胥吏又掌握著衙門的實際權力（小說《儒林外史》中的“潘三”就是一例）。有人甚至說“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胥吏而已”。古代吏治之壞，與此輩有絕大關係。“治吏”更應該“治”這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