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法律援助中心於**年8月份成立，為縣司法局下屬股級事業單位。直到20**年我上任之時，我縣法律援助工作跟其他兄弟縣市一樣，依然處於探索階段，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經驗可以借鑑，一切幾乎需要從零開始。加之由於我縣農民比重大且大多文化低，縣域經濟滯後，民眾生活條件差，交通便利外來人員多，多數民眾不懂得法律，更不知道怎樣利用法律去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所以，作為上為政府排憂，下為百姓解難的法律援助工作，就成為一項拾遺補缺、可有可無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對的是如何拓寬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員的思想認識。我通過集中學習，使大家終於認識到，只要增加一份社會責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夠解決大問題的；只要我們用真心換真情、用有為換有位，通過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鑄起“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豐碑，就一定能夠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民眾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鄉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會向農民尤其是弱勢群體進行了廣泛宣傳。經過近半年時間的努力，終於讓當地的老百姓對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認識。由此，許多人才開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來幫助他們解決各種糾紛。
XX年9月，一個雙手拄著拐杖的中年殘疾人走進我的辦公室。經詢問得知他叫張某，曾是陝西省府谷縣某電石廠的一個臨時工，在做工時因受命去維修橫車道上出故障的纜繩而掉下去受傷，頭部嚴重受傷、胸部骨折已成殘疾，幾乎喪失了勞動能力，且病情尚未穩定。由此引發妻子絕情出走及兩個未成年子女生活無著落到處漂流。他本人多次向僱主索賠，卻只在被迫協定的情況下得到少許醫療費。張某講的聲淚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張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動後，立即受理了這個案件，並及時趕到電石廠了解情況。但是僱主以已經協定解決為由，拒不再出一分錢。我找當時在場的工人取證，可有的已另謀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則害怕廠方刁難而拒絕作證，調查取證十分困難。我和同事上苛嵐、去榆林、到太原，走訪了十多個單位，尋訪了三十多個知情人，耗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最終取得了充分的證據，把僱主電石廠告上法庭。經過一年多的漫長訴訟路，當張某拿著獲得賠償的判決書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當張某通過我的大力幫助，通過強制執行手段拿到四萬二千多元的賠償費時，更是激動得滿縣城宣傳法律援助的好處。
兩年多來，我一共辦理各類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類似上述疑難案件8件。
維護法援對象的合法權益，並不都要通過訴訟途徑實現。我通過工作實踐發現，有時候，通過調解也是保護其合法權益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同時，通過調解方式解決糾紛，不但迅速簡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減訴息事的作用。於是，兩年多來，我充分發揮在公證處工作期間練就的調解本事，共居間主持調解解決糾紛並製作調解協定書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對方當事人不履行協定而被訴至法院。最後經法院審理，因調解協定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決維持。
兩年多來，我向弱勢群體散發法律援助傳單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會在街頭散發放5000份，利用雙休日上門發放3000份；解答諮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頭解答20多人次，上門解答30多人次；代寫協定、訴狀、申請等法律文書近70份，其中上門代書20份；調解各種民事、經濟糾紛17件，其中上門調解8件；上門回訪20多次。
經過艱苦的努力贏得百姓的一個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動力。為此，1992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法律系的我，XX年離開為之奮鬥了五年，已經因成績突出被省廳授予文明公證處的**縣公證處後，便主動請纓，放棄經濟收入優厚的社會律師工作，承擔起振興**法律援助工作，發揮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職能，按期完成構築**法律援助大廈的基礎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後，我幾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個到縣司法大樓上班的人，同時又幾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大樓的人。由於我幾乎每天的工作時間都超過十個小時，而且雙休日從來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經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辦公室上班期間，又往往是一方面前來諮詢的人絡繹不絕，另一方面法律諮詢熱線響個不停。
由於我縣地處晉陝蒙三角交界處，礦產資源較為豐富，加上連續五座功能各異的跨黃河大橋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條件，所以往來中轉的人多，外來務工的人多，由此而發生的交通事故賠償案、廠礦雇員受傷賠償案及婚姻家庭糾紛問題比較突出。我中心與此有關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沒有部門、沒有人來妥善解決問題的話，一方面影響**社會治安穩定，影響縣政府的形象，而且外來人員也會有看法。所以，積極從事法律援助這項工作，正能夠很好地利用我的專業知識；為這批需要幫助的民眾提供服務，也能引導廣大民眾依照法律手段去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