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篇關於產業關聯視角下的政府投資拉動效應探究的畢業論文提綱，歡迎瀏覽！
1 引言
與已開發國家不同，我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對經濟成長起了相當大的拉動作用，自上個世紀90 年代開始，我國gdp 構成中，投資率由1990 年的34.9%持續上升，到XX年達到頂峰43.2%，之後略有回落，而消費率則由1990 年的62.5%下滑到XX 年的48.8%；在歷年的新增gdp 中，投資增量所占比重也較大。
由《國際統計年鑑XX》知，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投資率處於高位，XX~XX 年間，我國的平均投資率高達40.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8.8 個百分點，大大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24%左右及高收入國家20.9%的水平，分別超出近鄰日本、韓國16 和10.6 個百分點，超過同為開發中國家的印度、巴西、俄羅斯10.3、21.3、19.1個百分點，分別高過已開發國家美國、德國、英國21.3、21.9 和23.2 個百分點。政府主導的高投資率也帶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XX~XX 年間，我國的gdp 平均增速為9.7%，而同時期世界gdp 平均增速僅為4.2%。
上述數據充分說明，以政府為主導的高投資率不僅是我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特有現象。
政府投資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著產業結構、市場布局、政策導向等諸多方面，既可能產生正面作用，也可能有負面效果。國外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中特別關注政府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因該效應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措施是否有效。支持者認為政府的投資能夠增加經濟總體的投資額，從而達到刺激經濟成長的目的（yavas，1998）；反對者認為，政府投資對私人投資具有完全擠出效應，對經濟的發展不具備推動作用，並且政府投資易導致低效率的經濟行為（pritha，XX）；還有學者認為政府投資能否起到作用，要視巨觀經濟環境及擠出效應的程度而定（sugata 和 iannis，XX）。國內學者對中國政府投資是否存在擠出效應也有分歧，楚尓鳴、魯旭（XX）等認為存在擠出效應；劉溶滄、馬栓友（XX）等認為不存在明顯的擠出效應；陳浪男、楊子暉（XX）等認為政府投資對私人投資在公共領域有擠入效應，在社會文教領域則為擠出效應，整體效果難以確定。
近些年來，國內外關於政府投資的研究領域趨於細緻和寬泛，如，felix（XX）擴展了ein-dor、myers 和raman 1997 年提出的模型，並以開發中國家it 產業的數據進行了相應的實證研究，指出開發中國家的政府投資政策對其產業的成功至關重要，這與以往已開發國家的經驗是截然不同的。alexandru 和patrick（XX）構建了一個內生增長模型，考察政府投資超過預算約束時對經濟成長和社會福利的長期影響及短期效應。vahagn 和philip（XX）研究了政府消費和政府投資對實際匯率和相對價格的不同影響。國內學者駱惠寧（XX）以安徽省1995—1999 年的產業數據，研究了政府投資政策與產業結構變動的關係。馮濤、崔光慶（XX）通過模型及實證分析指出由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效用不一致，地方政府過度投資行為與金融風險的產生有密切的關係。任澤平、潘文卿（XX）構建了凱恩斯結構乘數模型，用以考察部門間的投資乘數關係。
總體來看，國外學者對政府投資的論述更加詳盡全面，不僅關注巨觀層面政府投資對社會福利和公共政策的影響，也討論微觀層面政府投資的成本及風險控制，在中觀層面上也涉及了政府投資對於產業發展的作用，並且部分學者的研究領域已擴展到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政府投資的差異問題。國內文獻則集中在對政府投資的績效評估及風險防範上，研究領域相對狹窄，從產業關聯角度考察政府投資對經濟總體影響的研究還不多見。
金融危機中，各國經濟均遭受程度不同的打擊，在資本市場發生危機、引發流動性緊缺、導致企業融資困難、產業投資額不足的背景下，為保持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我國政府加大了投資力度。因而，巨額投資在產業部門間如何分配才能更有效地帶動國民經濟發展，完成既定規劃目標，成為關注和研究的熱點之一。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從政府投資引起單個產業部門的產值波動入手，再考察這一波動通過部門間投入產出關係傳導後對我國經濟總體的影響，由此考察政府投資體現在不同產業部門的績效及對整體經濟的拉動效應。
本文主要有以下五點貢獻：
⑴ 基於投入產出模型，構建了考察政府投資取向和力度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模型，量化了政府對產業投資通過產業關聯關係傳導後對經濟的拉動效果。
⑵ 模型構建中考慮了某些產業部門產能過剩的情形，設定了刻畫產能過剩的代理變數，考察了該變數的加入對實證研究結果的影響。
⑶ 研究了各個產業部門新增等額投資對經濟總體及構成的不同影響，據此給出政府為達到經濟發展目標，相應需扶持的產業。
⑷ 將國家為應對金融危機所提出的十大振興產業及與投入產出表中具體的產業部門相結合，利用模型測算了國家投資十大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⑸ 將 XX 年政府預算表中的資金按產業去向進行分類，計算了政府部分預算及新增預算在應對危機促發展中的作用。
2 模型構建
根據 leontief 的投入產出模型（leontief，1953，下文中，“投入產出”記為io），任何國家的實體經濟都可被描述為一個由許多相互關聯的生產部門和消費部門構成的體系（erik和jan，1997）。該體系內，任意一個部門的生產都需要其他部門的產品作為投入物，而其產出則可分解為不同生產部門所需的消耗物及最終消費。利用部門間直接或間接的消耗產出關係來刻畫部門間複雜的關聯聯繫，一直是io 分析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
政府對某產業進行投資，直接影響該產業的生產規模，進而影響其產值。對總產值增長貢獻而言，各產業的產值變化對其影響不盡相同，這與各產業在產業鏈中的位置有關（王岳平、葛岳靜，XX）：生產最終消費品的產業，由於其產品較少被其他產業所消耗，所以這些部門產值的變化，較少地引起其他產業產值的變化；而對那些產品為中間消耗品的產業而言，由於產品較多地被其他產業消耗，其產值變動對總產值增長貢獻的影響較大。
2.1 所考察的問題及假設條件
① 存在 n 個產業部門，部門i 的產值為i g，政府的總投資額為i。
② 考察政府對產業部門的投資經產業關聯關係傳導後對總產值、gdp 及其構成等的影響。
③ 不考慮政府投資的擠出、擠入效應，只考慮其對各產業產值的影響；不考慮技術進步、消費需求、中間產品流量以及生產要素需求的影響。
④ 單個部門產值變動的影響通過部門間的io 關係傳導出去。
⑤ 各產業部門生產能力充足，任何投入原材料的變動均可引起產值的變動。
⑥ 原材料投入只隨著各部門生產水平的變動而按比例地變動，產業間的直接消耗係數、產業內部的增加值及其構成比例保持不變。
⑦ 除政府投資引起的產值變動外，其餘波動均是由原材料投入變動引起的。其他假設在必要處給出。
2.2 模型
首先考慮一個部門的情形：政府對部門i投資i i ，引起的產值變化為i g，令i l 表示政府對部門i 單位投資引起的其產值的變化，基於io 均衡的理念，多數文獻中（劉起運，XX；villar，XX）將i設為1，但是現實中存在某些部門產能過剩1的現象，其積壓的產品未能有效進入流通領域產生價值。
3 實證研究
3.1 實證結果及分析
利用中國XX 年投入產出表數據分別計算各產業投資倍數及敏感度係數，其中敏感度係數中投資的變動額設為原投入的1%。由於感應度係數、影響力係數等已成為判定某產業是否為主導產業的重要依據（朱鍾棣、鮑曉華，XX；）。
由計算結果可知，全國有6 個部門的感應度係數和影響力係數均大於1.4，即，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通用專用設備製造業業、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由感應度係數和影響力係數的含義可知，上述6 部門所提供的產出和對其它部門的輻射作用超過社會平均水平，它們均隸屬於第二產業，說明當前我國經濟結構仍處於工業化進程中，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
敏感度係數排名前五的部門為：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農林牧漁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與其它部門相比，上述部門相同比例投資增加對gdp 影響更大。就投資倍數而言，化學工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農林牧漁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融保險業的投資倍數較高，意味著對這些部門的投資，刺激經濟的效果比其他部門更明顯。
一些已經在我國經濟結構中占據重要地位的第三產業部門，如：金融保險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等投資倍數較高，但感應度、影響力係數的數值並不突出，這是因為這兩組係數的經濟含義和關注的視角不同。前兩者關注單個產業與其他產業間的前向、後向投入消耗聯繫，但不同的產業，相同的消耗係數所帶動的增加值是不同的，因此這兩項係數無法揭示投資某個產業部門對總體經濟成長的影響；與之相比，後者注重投資變動對gdp 的影響，反映了投資在各個部門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效果。
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對總產值影響較大，表明這些部門的產品較多地被其他部門所消耗。除化學工業外，其他部門均屬於原材料生產部門，說明中國目前的產值增長，過多依賴原材料的投入，尚未完全擺脫高投入—高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模式。
從已開發國家的經驗看，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對消耗品的需求是不同的（段志剛、李善同、王其文，XX）。經濟處於初級階段時，對第一、二產業的消耗需求多，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消耗需求也會隨之改變為對工業部門的較高消耗。因此，上述實證分析表明第二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位置。
增加值的四個構成部分，代表gdp 的不同分配和組成，其中勞動者報酬為從業者所得，生產稅淨額為政府所得，營業盈餘歸生產企業所有。以農林牧漁業為例，雖然農林牧漁業的增加值數額較高，在各產業中位列第三，但增加值的構成中勞動者報酬占據了絕大部分比例，生產稅淨額和營業盈餘所占比例較小，這意味著投資農林牧漁業的所創造的gdp，大部分歸從業者所有，政府和生產企業所得較少。
單純從拉動經濟的角度出發，政府應重點扶持投資倍數高的產業部門，因為對其等額投資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大。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等層面考慮，應投資增加值構成中勞動者報酬數值較高的產業，如化學工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等。從改善中國社會的二元化結構，增加農民收入，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成長拉動效應的視角來看，則應優先投資農林牧漁業部門。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工業、批發和零售貿易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對生產稅淨額影響較大，由於生產稅淨額為政府所得，因此政府主導的投資有動力偏向這些產業，一定程度上導致政府投資目標與總體經濟發展目標的不一致。
3.2 考慮產能過剩部門的影響
本文構建的模型中考慮了產能過剩的情形，並設定了刻畫產能過剩的代理變數，本節將做進一步實證分析。由於第三產業中絕大多數部門，如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等部門，其產品並非以實物方式存在，因而不存在存貨增加的情形，故不考慮代碼為35—42 這幾個部門的產能過剩情況。
計算表明，42 個部門中，考慮產能過剩與否，不影響投資倍數及敏感度係數的部門排名順序。但從表4 可知，當部門細分為135 個部門時，存貨增加比例的均值和方差均變大，說明產能過剩問題在135 部門中分布不均衡，下面以農林牧漁業部門為例詳細說明。
在農林牧漁業細分的五個部門中，畜牧業存貨增加數額最多，占其最終使用的16.1%，該比例遠遠超過了正常的庫存變動範圍，說明其產品積壓比較嚴重。雖然五個部門的存貨增加，對總體只有2%的影響，但對單個部門最大影響達到6.35%。對135 個部門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產能過剩對投資倍數及敏感度係數和部門排名都有較大影響；由於過剩的產能未能進入流通領域，未進行有效的價值轉化，且林毅夫（XX）指出開發中國家較已開發國家更易出現投資過度和產能過剩，由此將導致更為頻仍的周期波動和更大的金融、經濟危機，因此，為提高政府投資效率，更好應對當前危機，考慮各部門產能是否過剩是十分必要的。
3.3 十大振興產業拉動經濟效果測算
十大振興產業中，除汽車工業、船舶工業及物流業外，其他產業在io 表中並無對應部門，因此本文根據政府對十大產業的詳細說明及io 表中對各個產業部門的解釋，將135 部門中相關部門進行合併，歸入對應的產業之中，具體做法如表6 所示。
合併歸類後，io 表中包含61 個產業部門，其投資倍數如表7 所示，從中可以看出，石化產業、裝備製造業、輕工業、鋼鐵產業、有色金屬產業、物流業、電子信息產業投資倍數較高，意味著投資這七個產業對經濟發展拉動能力較強；紡織業和汽車工業投資倍數在整體部門中排名居中，投資這兩個部門對經濟成長促進有限；而船舶工業的投資倍數較低，對該產業的投資對經濟刺激作用較小。在增加值的四項構成中，輕工業、石化產業、裝備製造業、物流業的幾項數值均居於前列，意味著投資這四項產業對拉動經濟成長、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國家稅收均有較大貢獻。
3.4 部分政府新增投資拉動經濟能力的測算
為應對金融危機，避免經濟衰退，中央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出台並完善應對危機促發展的一攬子規劃，其中包括兩年中央政府新增投資1.18 萬億元帶動總額4 萬億元投資計畫。這一投資計畫目前沒有詳細的資金去向，因此無法單獨計算這4萬億投資計畫對經濟發展的效果，而涉及中央政府投資部分，已在XX 年度政府預算中有所體現，故本文將XX 年預算表中新增預算部分視為國家為應對金融危機所採取的措施，預算表中有些科目資金去向產業不明確，如稅收返還；另一些科目涵蓋範圍過廣，如採掘電力信息等事物，本文只選擇去向產業較為明確的預算科目，並將其歸入對應的產業部門中。
計算結果如表10 所示，去向產業明確的政府投資經產業關聯傳導後，可產生31898.26億元gdp，總體投資倍數為1.21，其中的新增投資可產生4244.56 億元gdp，總體投資倍數為0.99，為XX 年gdp6總量的1.35%。新增資金的投資倍數較低，是因為金融危機中，政府削減了對經濟能力拉動力較強的金融領域的投資，而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自主創新、節能環保以及農業生產等民生、區域協調發展領域，這些領域屬於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投入這些領域的資金對經濟拉動能力較弱。
4 結論
作為一個長期由政府主導投資刺激經濟成長的開發中國家，需要清醒認識政府投資經產業部門間傳導後對國民經濟的綜合影響，該影響與已開發國家的經驗不很相同。為此，本文通過構建考察政府投資對各產業關聯影響和產能過剩影響的模型，將leontief 模型中對消耗係數的重視轉為對產值變化的關注。顯然，本文模型也可用於考察當外部巨觀經濟環境發生變化，如資本市場發生危機時，相應的外部衝擊通過產業間的關聯關係傳導後對經濟總體的影響，或單獨考察產業政策對一個或幾個產業部門的產值變動和經濟總體的影響情況。
實證結論可以歸結得出如下啟示：
⑴ 在各產業部門協調發展的基礎上，優先發展投資倍數高的產業。投資倍數高的產業，意味著等額投資於該產業對經濟發展拉動力度更大，但不意味著只扶持這些部門就能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產業部門間是互為依賴的，國民經濟的增長建立在各部門統籌兼顧、重點突出的基礎之上，過度投資一個或幾個部門，而忽視其他部門的發展，不僅容易造成重複建設，這些部門的產品也會因缺乏其他部門需求而滯銷，導致整個經濟的運轉受阻。
⑵ 對目前產能已過剩的產業，要審慎選擇投資策略。不能因為產能過剩就盲目抑制或削減相應投資，某些產業雖然產能過剩，但其他產業對其產品潛在消耗需求巨大，國民經濟成長需要這些產業提供更多的產品予以推動，如果對這些產業停止或者削減投資，可能導致其產品將由過剩轉為供不應求，甚至轉而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
⑶ 等額投資在不同產業部門經過關聯關係傳播後，對國民經濟的總量、構成等方面的拉動能力存在差異，因此，要更有效的發揮政府投資的作用，就需要政府根據既定的發展目標，選擇適宜的產業扶植對象並制定匹配的投資策略。
⑷ 在模型的假設前提下，本文認為十大振興產業中第二產業所占比例過大，這勢必將強化我國目前第二產業的主導地位，不利於未來整體產業結構升級。其中船舶工業對經濟發展貢獻較小，從拉動經濟的角度來看，不宜作為重點產業扶植。
⑸ 解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投資目標不一致的問題。政府投資是由中央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參與的投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注的目標不會完全一致，引發不一致的投資取向，這不僅容易造成投資浪費，也會增加金融風險。這就要求各級政府從全局利益出發，協作共贏，最佳化投資結構，共同推動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⑹從政府預算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來看，目前政府投資不單單注重經濟成長的速度，而更為關注經濟成長的質量和社會福利，投資也更多偏向民生、自主創新等領域，可見政府投資正為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構建和諧社會，發揮自身的引導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構建的是靜態局部均衡模型，只考察了經濟系統處於均衡時，投資對於各產業的影響，而對於經濟系統動態過程的情形並未予以考察。另外本文假定政府投資對產業的影響只限於產業的產值，並未考慮其他因素，如技術進步、勞動力供給、市場競爭類型、擠入擠出效應等的影響；現實中，這些因素均會影響政府投資政策的實施及最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