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很重視榜文的宣傳效果，大字楷書在鬧市張掛，並在鄉村粉壁上謄寫，要當地耆長葉常看管，不得損壞。遞送公文有“檄牌”按照金字、青字、紅字來區別遲速。金字牌日行四百里，接力飛遞，不準留鋪，晝夜兼程，用於赦書及軍機要件。青牌日行三百五十里。傳說岳飛受詔班師，一天接到十二道金牌，最近有史學家以常理推測，認為不可能每隔不到一小時就發出一道詔書，大概是一日“下二道金牌”之誤。
元代公牘雅俗雜出。元代帝王不通漢文，其詔書多用俗語，文義詰屈聱牙，甚至無法看懂，如至元十九年七月的中書省咨文中說：“......這般聖旨有來，在後俺根里不處奏，他每奏了的後頭，分付與俺奏有來。今後依著在先體例，一處奏呵，怎奉聖旨，這般是你的勾當。......”詔令多亦如此。當然也有寫得極為得體的，多是出於漢人手筆。
元代行省長官叫做丞相，亦名達魯花赤，必須由蒙古貴族擔任，以漢人（先被征服的金地人）、南人（後被征服的宋地人）為貳佐。行省長官罕有通文墨的，漢人、南人要跪起稟白。元代的書吏俸給微薄，所以利用公牘行詐徇私。《紫山大全集》載胡只論當時的弊政是：“一語抵官，十年不絕，兩家爭田，連村受禍。”“曲為直，以是。”他指出“縣令多非其材”，大半不識文墨，不通案牘。胡氏認為要“先削冗文”。所謂冗文，就是不當申而申、不當下而下的公文，僅僅為了一二年得不到明確批覆，往往為一二百文往返問答，費紙數千張。公文拖沓如此，可見官僚主義嚴重。無怪元王朝雖然霸業蓋世，而其祚運竟然不及百年。明朝公牘大體一沿唐宋元制度而略有改進。臣民具疏上於朝廷者為奏本，東宮為啟本。後又以不便面奏者用題本。各衙門行移之文有照會、咨呈、答付、呈狀、申狀、平關、牒呈、平牒、牒上、下帖。洪間頒定格式，但實際套用亦不盡依定式。題本之外，又有密奏用的揭帖，凡軍國機要，朝廷大政，均用揭帖，由文淵閣用印封緘密進。揭帖也有用於下官向上官密呈。到晚明，又演變為公開張貼的露簡（公開信）。
明人公牘的特點是浮文繁蕪，喋喋不休。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朱元璋使人讀到六千三百七十字，還未見要領，才涉及主題五項建議，有四項是可取的，朱元璋即令中書“行其言這善者”，又表揚茹太素是忠臣。並規定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嘉靖、隆慶時也曾先後頒詔“令諸司奏章不許煩詞”，“違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儘管一再申禁，實際未見收效。二十餘年後的萬曆間，奏書仍有長達六拉言的，可見積弊難除。另一方面，自成化後，八股文盛行，迂儒入仕，公牘也受到影響。以八股文中的陳詞濫調、講章程墨拉雜行文，成為公牘中的流行病。至於以駢文作判牘，追求詞藻格律，以公牘為遊戲文章，更成為一種氣。這些對清代也有很影響。清代公牘基本上是明制的延續，行文格式也大致相同，但也有自己的發展特點。首先在形式上，奏本、題本用法更具體，題本用於言地方公事，用印；奏本言私事，不用印。順治間規定題本、奏本不得超過三百字。貼黃（摘由）不超過百字。但後來雍正間要求上奏緊要事件的本章務求詳明暢達，不限字數。各部院行文除沿用歷代及明代部分體制，如移、答、資呈、呈文、申文、照會、牒......等外，尚有諭（上諭，按下達途徑分為明發、明寄、廷寄、傳諭等類）、堂諭、札、牌、詳、揭、稟、折、諭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