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承明制，但公文風格不同，因受清初學風影響甚大。從寫作思想上看，有的是篤信程朱理學，所撰公牘多反覆議論；有的是受樸學之風影響，以博辯考據為能事；有的折獄判牘附經義；有的能接觸實際，講究經濟，指陳郡國利病，晃蹈空言。公牘風氣也因時而異。清初順治至雍正三朝，一生財重申以朋黨為誡，詔令頻頒，處分嚴竣，朝臣為了避禍，故所撰奏章行文兢兢業業，模稜兩可，其內容盡力揣摹，多趨避、圓滑、工巧的用語，竟不顧國家的休戚和民生的疾苦。嘉慶時，刑獄條例滋多，處分益密，很多非科目起家的官吏，不習法令，又害怕斷案不當致觸王法，於是就依靠友老吏，根據前人例案比附判決，生搬硬套，頗多失誤。幕友不外刑名、錢穀二端，大都各有一套久經累積的通行成案資料匯抄，遇有新定章程必隨時增補，以備參照，這些人辦案對於成例非常熟悉，每當主管長官遇么棘手的案件，都要依靠他們出謀劃策，照例案定讞。
幕僚成為一種活字典，掌握判牘秘決，非執業弟子不肯輕易傳授。如果州縣不是和藩台、臬台衙門的幕客有交情，那就很少有不被駁回的呈文；相反，如果對他們經常關禮、行賄，就能通融包涵，迅速批准。生殺予奪之權，實際操在幕友之手。這種風氣從明朝開始形成了。據《日知錄》引謝肇制的話，明代中葉戶部十三司里多紹興人，掌握重權，外官不得不以紹興人為幕友，借通聲氣。後人沿稱幕友為“紹興師爺”。當然，不一定所有幕友都是紹興人，更非都是為非作歹的。有的是無意仕進的通儒，應好友之邀，也有的是困於場屋的名士，生計艱難，權宜旅食。他們充當幕友都頗有建樹。如清代理學家李恕谷、詞曲家李漁、考據家汪中、大詩人黃仲則，都是著名的幕友。汪、黃二人都坎坷一世，汪中有“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的名句（《過舊苑吊馬守真文》），寫出了秘書工作的甘苦，黃仲則英年殂謝，尤為後人所惋惜。
民國成立之初，公文基本上仍循清代格式。民國元年迄解放前夕，歷屆舊政權進行過多次過多公文改革，最後定為十種，計下行者六種：令、訓令、指令、布告狀、批；平行者二種：咨、公函；上行者一種：呈；不分上、下、平行者為代電。每次改革都有一些變化。主要體現在文體較清代簡單，總的主張是種類宜少而不宜多。在前骨政部頒布部的《暫行公文革新辦法》中，規定公文必須淺近明白：“公文往來，有如晤對，無論上行、平行、下行，均以真摯明顯為要。凡艱澀語句，孤僻典故，及虛偽譽詞，應一律免用”。這種要求淺近通俗的觀點，與前清文柱，它是地主、官僚、買辦階級聯合統治壓迫人民的反動階級專政的工具，它的公文體制較前清雖在形式上有所改革，但其魚肉人民的實質並沒有多大區別。由於貪官污吏們借文牘以營私舞弊，上下勾結，狼狽為奸，一切前清吏治窳敗的遺毒，對於民國政權的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官僚來說，幾乎是全盤繼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