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秘書服務於政務的作用是秘書所處的特殊地位決定的。自古以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秘書都處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決策部門和指揮機關中，處在法律賦予一定權力的領導者的身邊。這種特殊的地位決定了它的任務就是為一定社會的統治階級利益服務。就我國的情況而言，古代最早出現“秘書”一詞時，就是指皇帝宮中秘藏之書。隨著杜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秘書”一詞由指物發展到指人，即指國家機關中的一種官職。如東漢桓帝時，開始設秘書監，相當於國家的圖書館長。魏晉南北朝設秘書監、秘書丞、秘書郎，均指官職，南朝的粱曾設“秘書省”，開始作為國家的行政機構，並為歷代王朝所沿襲。而現代秘書是指國家行政幹部一類的職務。在我國，如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秘書處長、秘書科長和秘書人員都是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者和工作人員。田家英生前就曾擔任過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在國外，一些國家的高級秘書相當於行政首長，如像國防秘書就是國防部長，外交秘書就是外交部長。英國、美國的文官委員會給秘書設定了不同層次的級別職稱，如高級文書官、助理級文書官，一等秘書、二等秘書、三等秘書；同時，在國內外各類企業中都設有秘書機構和職稱。
縱理中外歷史，秘書是社會分工的產物，是發展著的社會經濟政治把他推到了各級領導機關和決策圈周圍。因而使他在國家管理和經濟建設中，或參與謀劃運籌、指揮協調，或接待來訪、開展諮詢，或收集情報、反饋信息，或為領導者助理和提供現代尖端技術服務，起著領導不可缺少的參謀助手作用。即使是個人專職秘書，他們的主要職責也是為他們的領導者行使一定範圍內的領導職權服務，而絕不是私人所有，不是為個人的生活私事服務。xx在同出席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秘書長座談會同志座談時的講話中指出：“辦公廳是黨委的左右手，或者叫工作機構。我們各級黨委辦公廳都是為黨委辦事的……辦公廳處在承上啟下的地位，在黨的工作部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工作好不好對黨委乃至全黨的工作影響很大。”可見秘書部門和秘書人員的這種特殊地位，對於其發揮參謀助手作用是何等重要。所以，對於每一個秘書人員來說，就是要在其位而謀其政，而謀其政就是服務於政務。
三是秘書服務於政務的作用是被秘書工作的實踐所證實的。秘書服務於政務主要是憑藉他承上啟下的特殊地位，採用文字的、口頭的形式，通過充分發揮參謀和助手作用來進行的。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田家英從1948年開始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起，在長達18年的秘書生活中，以他高度的革命責任感、特有的骨氣、超群的才華，寫下秘書服務於政務的光輝篇章。特別是在建國以後，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要求，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農村調查工作，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反映了當時農村出現的許多嚴重問題和不同意見。參與了黨中央指揮全黨、號令全國的許多重大決策和主要檔案的起草，為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傾注了滿腔心血。建國初期，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時，發現有些領導機關不重視信訪工作，就和秘書室同志一起向黨中央、毛澤東寫了專題報告，提出要高度重視信訪工作，建議各級領導機關指定專人或成立專門機構負責這項工作。對這個建議，毛澤東非常重視，立即作了批示。毛澤東的批示連同秘書室的報告轉發全國後，很快推動了全國各級信訪機構的建立和工作的開展。只一份報告，就推動了全國的信訪工作，可見秘書的作用對於領導決策、指揮國事是多么的重要。1961年1月中旬，為了協助毛澤東主持制定“六十條”，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田家英帶領工作人員去到浙江農村調查。通過調查，田家英如實地向毛澤東匯報了民眾對公共食堂強烈不滿，難以為繼，應當解散的情況；陳述了一些地方糧食產量嚴重下降完全是由於“五風”造成的意見；同時，他建議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他的這個意見又被毛澤東採納了。後來，在各地、各部門廣泛調查的基礎上，經過黨的多次會議討論，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條”。在制定“六十條”的過程中，田家英向毛澤東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幫助毛澤東做了許多工作，受到毛澤東的讚揚。田家英在“六十條”的提出、制定和試行中都做出了貢獻。他的貢獻不僅是為完善一個偉大領袖人物的思想的貢獻，更是為解除億萬人民舉步維艱之苦的貢獻。要知道，在中國人民生活困難的時期，就是由於“六十條”的貫徹執才扭轉了當時的農業局勢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以上事例充分說明，在領導機構、在領導者身邊，秘書通過自已的工作，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同領導者的思想融會在一起，其作用和意義是十分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