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公文中的歧義問題

歧義是指語句有兩歧或多歧意義,可同時形成兩種或多種可能解釋的一種語言現象。比如,“我們要學習檔案”這句話,就有三種理解:一是我們打算學習一下檔案;一是我們索要供學習的檔案;一是我們應當學習一下檔案。

對於自然語言而言,歧義本是一種正常現象,難以簡單地說好與不好,更不能一概視為語病,全面禁絕。在一些文體中歧義甚至被作者有意識地加以運用,如在相聲作品中,歧義就常被用來製造包袱。一些日常口語交際、書面交際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修辭格,如“雙關”之類,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視作在積極地套用“歧義”。但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更多的情況下,歧義現象確實有害。這在主要用於事務處理的套用文體中,特別是公文中,其危害的程度尤深。

公文的語言是一種非常講究精確性的語言,因為公文的使用目的就是要使對方接受作者的影響,而且是對對方行為的強制性影響。要使這種影響有效,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使意思的表達高度精確,每一個詞,特別是每一個句子必須保持意思的唯一性,以避免對方“見仁見智”,按各自的理解而不是作者的意圖去行事。從這樣的意義上,歧義對公文當然就是百分百地有害。能對這一點提供證明的實際例證舉不勝舉。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戰敗局面早定的日本之所以挨了兩顆核子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就與日本政府針對“波茨坦公告”發表的聲明中存在歧義有一定關聯。日本政府稱自己對“公告”的態度是“默殺”。 “默殺”這個詞在日語中是多解的,可以理解為“不予理睬”,也可以理解為“暫不作評論”,聲明沒有對此作出限定。如此,美國自然可以作第一種理解,也當然可以用“任何戰爭手段”,包括用核子彈了結戰爭。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公文中的歧義,同樣不斷給人們帶來麻煩,諸如在保險契約中將保險範圍寫作:“包括家用電器、床具、臥具等各種生活資料”;在政策規範中將懲戒規定寫作:“我們要嚴厲打擊少數犯罪分子”等帶歧義的表述,就經常把公文作者“等”到被動局面中,甚至“等”到自己的利益白白遭受損失的境地;經常使公文作者的真實意圖令人費解,甚至使作者尷尬地被認作“只打擊少數,對多數則……”。

歧義對公文是有害的,是撰寫者所不需要但又往往在無意之中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公文中的歧義呢?筆者認為,克服歧義的方法並不複雜,有針對性地對句子成份予以調整,創造必要的語言環境等做法都十分有效,困難的和起關鍵作用的是要能發現歧義的存在。為此,我們必須了解歧義的發生規律,對歧義保持警惕。

一般情況下,當公文中出現選詞不當,詞序失當,濫用省略,錯用數量詞,語句中有詞性不明的成份,語句成份間的語法關係不明,語調附加的語義不能被準確讀出,忽略對含義不確定的詞、詞組的有效限定修飾,錯用標點符號,濫用修辭格等現象時,都會形成歧義。

(一)選詞不當,造成對概念的歧解,引起歧義。

與歧義出現有關的選詞不當,主要表現為濫用方言詞、口語詞和土俗俚語,使用不規範的簡稱,誤用褒貶詞語等。

我國的當代公文在文體方面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現代漢語的書面形式(即白話文)作為標準的符號系統,除極特殊情況外,禁絕使用未列入國語規範的方言詞、口語詞和通俗俚語。如果我們在撰寫公文時不懂得,或者不尊重這一規律,濫用這些詞語,就經常因此而使公文出現歧義。因為這些詞語不僅套用範圍窄,詞義不為多數人所理解,而且往往與國語中的規範詞形同義異。如長沙話中的“蚊子”還兼指“蒼蠅”在內;吳、粵方言和客家方言中的“腳”相當於國語中的“腿”;口語詞中的“咬耳朵”除了有國語書面詞語中的真真切切地用嘴咬住耳朵的意思之外,還可以表示竊竊私語。如果我們在公文中隨意使用這類詞語,當然難免使閱文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作者的本意就會被一部分人歧解,甚至是曲解。

不規範簡稱給公文帶來的歧義主要源於這些簡稱詞本身在脫離語境和精確背景資料情況下的高度不確定性。“人大”在沒有精確交代語境的情況下可理解為“中國人民大學”,也可以理解為“人民代表大會”;“南大”則需要在更精確交代背景的情況下才能被界定清楚是指“南京大學”還是“南開大學”。不規範簡稱給公文造成的歧義,往往不僅僅是出點笑話,如果用“國家人事部”去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在法律意義上,公文作者對其所作的有關意思表示就將是無效的,因為在法律上不存在這樣一個“部”,誰也不能、不需要用這樣的名義去承擔責任,履行義務,行使權利。

公文中錯誤地選用了褒義詞或貶義詞也會造成歧義。公文中使用帶褒貶色彩的詞語是為了更鮮明、簡潔地表達作者的立場,如果出現誤用,將使閱文者難以準確理解作者的真正立場。如“小王革新了工作方法,許多人知道後紛紛效尤”一句,“革新”與“效尤”一褒一貶,閱文者對作者的態度的理解,就既可以看作肯定,也可以看作是否定。而作者的真實態度很可能是肯定,或者是否定,甚至是目前不必、不能置可否的中性態度。這種歧義帶來的當然往往是相應的錯誤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