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兩年的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是以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會師為勝利標誌的。我們紀念６０年前這個震驚世界的歷史性勝利的時候，尤其不能忘記朱德總司令。這不僅由於他是長征領導人中走的路最多、經歷的磨難最多，更是由於他如毛澤東所稱讚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堅定地貫徹黨的北上方針、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克服了漫漫征途上的一個個危機和艱險，鋪平了通向勝利會師的道路。他的偉大功績，永遠銘刻在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豐碑上。
把南下紅軍引向重新北上的道路
１９３５年９月，由於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懷有個人野心，自恃人多槍多，對抗黨中央的北上方針，導致一、四方面軍會師３個月後又在草地分離了。這使黨和紅軍面臨一次空前嚴重的危機。這時，同張國燾一起的朱德，處境艱難而危險，但他以其特有的堅定和智慧，挑起了克服這場危機的重擔，在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首先，朱德決定從維護紅軍團結的大局出發，不計個人的榮辱安危，跟著南下的部隊走。當時，張國燾的追隨者曾對朱德叫嚷：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快走！朱德明確回答：我是中央派到這裡工作的，既然你們堅持南下，我只好跟你們去。朱德為什麼作出這種選擇呢？一、四方面軍分離後，隨黨中央北上陝甘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僅有７０００餘人，加上陝甘蘇區的紅軍也不到１·５萬人，而隨張國燾南下的部隊仍在８萬以上，很顯然，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不能把它丟給張國燾不管。朱德相信，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都是好的、革命的。
朱德同一向專橫跋扈的張國燾在一起，難免受到挾制和壓迫，但他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妥協，做到了毛澤東所說的“臨大節而不辱”。
一、四方面軍分離後，張國燾立刻大造反對黨中央的輿論，他在阿壩、卓木碉等地開會，攻擊中央北上是“逃跑主義”，並逼迫朱德當眾表態：“反對北上，擁護南下。”朱德毫不動搖地說：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朱德還說：“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
張國燾公然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為擴大其聲勢，還宣布朱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嚴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爐灶，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我按黨的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徐向前回憶說：“朱德同志堅決反對另立‘中央’，對張國燾也起了有力的制約作用。”
朱德身陷逆境，但不放棄職責。當時擔任四方面軍軍事負責人的徐向前回憶說：朱德總司令雖然不同意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為，但認為部隊既然已經南下，就應打開戰局，找塊立腳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紅軍，沒有地盤，沒有飯吃，無異於不戰而自斃。同時，在軍事行動方面，他積極行使總司令的職權，及時了解敵情，研究作戰部署，不當“空頭司令”，儘量發揮自己的作用。
紅四方面軍南下後，廣大指戰員英勇戰鬥，曾取得一些勝利，但由於張國燾南下方針戰略性的錯誤，始終不能在川康邊立足。經過幾個月苦戰，部隊由南下時的８萬餘人銳減到４萬餘人。挫折和失敗使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張國燾南下方針是錯誤的。１９３６年２月，在戰局日益嚴重不利的情況下，朱德和徐向前一起提出放棄建立川康邊根據地的計畫，撤離川西，轉移到康定、爐霍一帶休整部隊，然後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師。張國燾因南下碰壁，不得不同意。於是，南下部隊又踏上了重新北上的道路。
促成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共同北上
促成紅二、六軍團（即會師後的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共同北上，是朱德的英明決策，是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關鍵一步。
１９３６年３月，紅二、六軍團轉戰到黔滇邊界，準備在那一帶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３月２３日，朱德和張國燾致電紅二、六軍團：“建議你們在渡河技術有把握及舊曆三月水漲前，設法渡金沙江”，“與我們會合大舉北進”，“如果你們決定後我們即布置接應你們”。紅二、六軍團接電後，放棄了建立新根據地的打算，決定渡金沙江與四方面軍會合北上。
朱德與張國燾聯名致電讓紅二、六軍團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意見是一個，目的卻不同。朱德後來同原二方面軍的同志回憶此事時說：“他（指張國燾）沒有決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軍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來保存實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時，才希望二方面軍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軍過江我們就氣壯了，所以總想你們早點過來好”，“北上就有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