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變法院決定人民陪審員的參審機會的體制。在《決定》施行前，我國在確定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時，多數的做法是由法院自行指定。一些法院出於方便安排陪審工作等考慮，將陪審任務固定交給少數積極性較高的人民陪審員，導致他們變相成為“編外法官”，失去了這項制度應有的民眾性，為體現程式公正，《決定》借鑑歐美國家的做法，規定，基層法院審判案件依法應當由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的，應當在陪審員名單中隨機抽取確定，中高級法院審判案件依法應當由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的，通過其所在城市的基層法院在陪審員名單中隨機抽取確定。這就意味著人民陪審員能否參審、何時參審、審何案全由法院決定。
4、中級法院審理的案件難見陪審員。在《決定》實施前，中級法院有自己的陪審員名冊，所以有一些案件由陪審員參加。如嘉興中院審理的轟動全國的大學生周一超因B肝歧視而殺害人事幹部一案，就有陪審員參加，事後還接受了媒體採訪，取得了較好社會效果，社會公眾對該死刑判決未有激昂的反映。《決定》施行後，中級法院不再有自己的陪審員名冊，須從基層法院的陪審員名冊中選取，手續比較繁瑣，陪審員參加審理也不方便，因此陪審員在中級法院審理重大案件中的缺位在全國都是一個普遍現象，某些雖已結案即仍然沒有塵埃落定的案件，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因素。比如，就有人質疑為何廣州的許霆案、上海的楊佳案沒有陪審員參加？
5、人民陪審員不可能成為審判委員會成員亦不可能參與審判委員會的工作。而審判委員會往往改判合議庭的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