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創作於何年
《清明上河圖》創作於何年?這是喜愛《清明上河圖》的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徐邦達先生在《〈清明上河圖〉的初步研究》中認為：張擇端的生卒，無從詳細查考，他畫這幅《清明上河圖》的時間，有在北宋時與南宋時二說。其“北宋說”的理由是：“我們看到此卷後面金、元人的詩跋中，卻都說畫在北宋末年。如張公藥詩：‘通衢車馬正喧闐，只是宣和第幾年，當日翰林呈畫本，昇平風物正堪傳。’……又李祁跋：‘靜山周氏文府所藏《清明上河圖》，乃故宋宣、政間名筆也。’關於宋徽宗的標題，李東陽的跋語中曾經提到：‘……卷首有陵瘦筋五字簽及雙龍小印……’可惜現在已經佚去……不過《清明上河圖》，即可以肯定是在宣、政年間畫的。”
遼寧省博物館的戴立強先生通過考證《向氏評論圖畫記》的成書時間進而推測出《清明上河圖》的創作時間，他在《〈向氏評論圖畫記〉與〈清明上河圖〉的創作年代》一文中寫道：
張擇端出生(約1085年)→作《西湖(池)爭標圖》→作《清明上河圖》(約1125年完成)→《向氏評論圖畫記》著錄張擇端及其兩件作品→《向氏評論圖畫記》成書(約1126~1127年)→《清明上河圖》與《向氏評論圖畫記》同時或先後流藏北方→張著題跋(1186年)。
至今，《清明上河圖》創作於北宋宣、政年間的說法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提出《清明上河圖》創作於北宋大觀年間的是中國著名美術史論家陳傳席。他在《〈清明上河圖〉創作緣起、時間及〈宣和畫譜〉沒有著錄的原因》(《美術研究》XX.4)一文中指出：“徐邦達認為：‘……《清明上河圖》，卻可以肯定在宣、政年間畫的’，可惜都沒有講出根據，倒是李祁的五世族孫李東陽在《清明上河圖》卷後二次題跋中的一些說法值得注意。一是弘治辛亥九月題云：‘……翰林畫史張擇端，研朱吮墨鏤心肝……豐亨豫大紛此徒，當時誰進流民圖……’;二是正德乙亥三月二十七日題云：‘此圖當作於宣、政以前，豐亨豫大之世。’這就糾正了李祁‘乃故宋宣、政年間名筆’的說法，而把時間推到宣、政以前了。這一推前意義十分重大，它道出了《清明上河圖》創作的緣起和背景。但是李東陽這一說法至今無人注意、無人提及和理會。”
陳傳席先生的主要論據是：蔡京“要在各個方面建造豐大的奇蹟和景象(包括繪畫作品)……布置畫院畫家創作表現‘豐亨豫大’的題材，或畫家主動回響而創作此類題材，乃在情理之中。畫家創作如此巨幅而又工程浩大的作品(指《清明上河圖》，筆者注)，沒有一年半載是絕對不行的。由此可以斷定，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創作於崇寧末至大觀初，正是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而又權勢最熾之時，畫中的內容正是‘豐亨豫大’的注釋和具象化”。“有皇家支持，方能創作如此巨作，畫作又體現皇家思想，皆乃情理中事。”
應該說，《清明上河圖》這樣篇幅浩大而又體現開封繁華的作品，沒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和皇家的支持是難以完成的，而“豐亨豫大”正提供了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指導思想，如若證之於當代畫史，我們更能看出這種說法的合情合理性。北宋王希孟的名作《千里江山圖》的繪製成功也說明這一問題，餘輝在《丹青不負少年頭》一文中指出：“在政和三年(公元11XX年)閏四月之前，18歲的王希孟力戒繪畫欠工致之弊，精心繪成了《千里江山圖》，不到半年就繪成如此高頭大卷，可見用功之勤;採用如此超大的尺幅，也是為了迎合徽宗‘豐亨豫大’的享受要求。”(《光明日報》XX.3.18)
如此看來，陳傳席先生的《清明上河圖》創作於大觀年間的看法是值得重視和探討的。
春天來臨的讚歌
周寶珠先生在《〈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一文中對“清明上河”作出如下解釋：“所謂‘上河’，這個‘河’應指汴河，‘上’按宋人習慣用語，指‘到’或‘去’的意思，那么‘上河’就是‘到’汴河去。”“按宋制規定：‘發運司歲發頭運糧綱入汴，舊以清明日。’……在清明前後綱船到來之時，‘汴渠春望漕舟數十里’，形勢非常壯觀，物資百貨源源不斷運到東京，商業貿易頓時活躍起來。”所以形成了“清明河市”，所以人們要“清明上河”。
日本學者古原宏伸在《〈清明上河圖〉研究》一文中對汴河水患及其治理詳加闡述，補充了周寶珠先生的論點：他認為只有在治理汴河水患的情況下“方能上河”，由於汴河水患，“田地被淹，或枯水期無法漕運，為修補河堤，政府連年追加經費”。他列舉了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七月至哲宗紹聖四年(1097年)十二月120年間13次汴河水患及其治理情況後，又用文獻資料加以論證：
皇帝擔心汴河水急上漲，親自去視察：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
《景德四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描繪了真宗景德年間(10XX年~10XX年)內政、外交的故事。第二幅為“輿中觀汴漲”，畫的是皇帝視察護岸工程，等待天明起駕：鹹平五年(10XX年)七月，真宗以欠雨，幸啟聖興國寺上清宮，致禱……汴水暴漲……染院溢壞……車駕臨，親賜役兵錢，索官船，渡行人，溺者瘞之。
治理汴河水患是宋朝歷代皇帝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在確認防止汴河泛濫、保障汴河安全之後，汴河才能漕運，人們才可以“清明上河”，汴河兩岸才出現生機。《清明上河圖》不僅描繪春天來臨時人們喜悅的心情，還有市民對汴河平穩的關心，因為物資的流通才能使市民生活安定繁榮。從畫面上雖然聽不到人們的交談，但行人的表情是那樣安詳從容，可見人們是在謳歌春天。
這樣，汴河漕運、治理汴河、清明“上”河三者的有機統一才保證了北宋開封作為帝都的漕運安全，才會出現《清明上河圖》那樣的繁華景觀，人們才會有春天來臨時的喜悅心情。《清明上河圖》正是春天來臨的讚歌。
《清明上河圖》最後一跋者
“鷺津如壽”之謎
方言先生在《〈清明上河圖〉的題跋詩》一文中提出如下疑問：“在李東陽之後，還有一位如壽先生也留下跋詩一首，是七言律詩：‘汴梁自古帝王都，興廢相尋何處無。獨憐徽欽從北去，至今荒草遍長衢。妙筆圖成意自深，當年景物對沉吟。珍藏易主知多少，聚散春風何處尋?’這首詩語言簡潔，興廢題詠，對《清明上河圖》收藏、傳承過程中的人物故事感慨興嘆，都如春風過耳一般。此詩當是題詠張擇端畫卷的上乘之作。可惜除落款有‘鷺津如壽’四字之外，作者的身世、生卒年等均無從查考，筆者不由得對這位神秘高人舉手加額，不勝崇敬。”
如今方言先生的疑問可以給出答案了。尚瓊先生在《〈清明上河圖〉最後一跋者‘鷺津如壽’考》(《中國書畫報》XX.10.8)一文中作出了如下解答：
“結合以上資料可以看出，《清明上河圖》的最後一位題跋者‘如壽’極有可能是明代廈門人傅濟翁。他在泉州開元寺出家後，改僧名為‘如壽’。《清明上河圖》上的跋詩應是其出家之後題的。”“‘鷺津如壽’應生活在明末清初，為福建廈門人。康熙二年(1663年)，清軍攻占廈門之後，他出家中左所(廈門)開元寺為僧，而他在《清明上河圖》後的跋詩可能題於清康熙二年(1663年)之後。根據跋詩的意境，並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分析，此跋詩題寫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之後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幾個問題是我在學習《清明上河圖》過程中的感悟，若能對《清明上河圖》的研究、對傳播《清明上河圖》文化有所裨益，則不勝欣慰。
《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為開封遺留下的瑰寶，它的宏大、它的包羅萬象以及它的歷史文化價值都彌足珍貴。在努力把開封建設成為國際旅遊文化名城的過程中，我們更應加大對《清明上河圖》的研究和利用程度，更應使其成為開封經濟文化騰飛的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