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義權對革命先烈無限敬仰，在工作中特別注重收集、保護各地革命烈士的檔案資料，以此作為緬懷先烈、激勵後人的重要方式。現在，解放軍檔案館保管的大量革命烈士檔案，許多是經劉義權之手收集的，這些檔案查證了數萬名革命烈士和失蹤人員的下落，並在有關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高山鋪戰役是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一次著名戰役，取得了重要戰果，戰鬥中我軍也犧牲了數百人。1989年，有關地方政府籌建該戰役烈士陵園，急需革命烈士的檔案資料，派專人到解放軍檔案館求助。劉義權從當年在安徽、河南等地徵集的檔案中找出20多份重要資料，包括高山鋪戰鬥詳報、烈士名冊等。這些檔案詳細記載了烈士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以及犧牲的時間和地點，在烈士陵園陳列布展、樹立烈士墓碑等方面，都成了基本依據。
1996年，為紀念竹園鋪戰鬥勝利50周年，四川某地政府準備修建戰鬥勝利紀念碑、紀念館，劉義權和同事們從四川等地徵集40多件檔案，發揮了重要作用。紀念碑建成後，時任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同志親筆題寫了“成都戰役28師竹園鋪戰鬥勝利紀念碑”碑名。
研究我軍發展壯大的革命歷史不僅需要我軍豐富的檔案史料，還需要從其他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因此，劉義權對有關國共合作、國民黨起義將領等相關檔案也很重視。
1999年，劉義權經多方查證得知四川某單位存有國民黨起義將領的重要檔案，這部分檔案在解放軍檔案館館藏中存量較少。為將這些珍貴檔案徵集進館，填補空白，劉義權絞盡腦汁想辦法，找到曾任總政群工部部長的鄧先群同志，懇請幫助。鄧先群同志看他對工作這樣執著熱心，隨即寫了一封信。劉義權帶著信馬上到四川省找該單位領導，商談徵集事宜。
1990年8月，劉義權經多方調查了解，得知陝西秦嶺山區藏有抗戰時期國共合作方面的珍貴檔案。當時，他患嚴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腸潰瘍病發作，到醫院檢查沒等檢查結果出來就出發了。當地交通不便，不通汽車，劉義權和同事冒雨徒步走了10多公里，趟過齊腰深的嘉陵江支流，才到達徵集地。經過反覆做工作，對方答應移交800多件原件，同時提供3000多件複印件。由於複印設備落後，原定計畫一個月的工作量，幹了兩個多月，最終滿載而歸。
熟悉劉義權的同事都說：“老劉見到革命歷史檔案就像見到稀世珍寶，恨不得全部劃拉到檔案館來，那種工作勁頭讓人不能不敬佩、不感動！”
劉義權在工作實踐中深深感受到，做好檔案收集工作，必須從制度上探索加強我軍檔案資源體系建設的有效辦法。針對軍隊檔案系統移交、接收檔案過程中存在隨意性大，缺乏統一技術標準和行業規範的問題，劉義權刻苦鑽研檔案理論和法規制度，廣泛聽取各方意見，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主筆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接收文書檔案細則》，內容涵蓋檔案接收工作各個方面，共有15個方面的標準和7個附屬檔案、13個附表，於1994年以總參辦公廳名義下發。這是我軍系統規範軍隊文書檔案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規性檔案之一，對檔案工作的規範化制度化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劉義權和同事們歷經千辛萬苦徵集的黨和軍隊的歷史檔案，成為黨和軍隊的寶貴戰略資源。劉義權對自己親手徵集的檔案如數家珍，使它們在黨和軍隊建設中發揮了資政育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