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3年下半年起，我們這批裝卸工中，有部分同志變動了崗位，有的調入了機械組當司機、當司索工；有的調進了工作輕鬆的日勤出貨組、叉車組、維修組和行李房；有一批去了機務段當司爐；有兩個還被推薦上了大學，成了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然而，這一切都與我無緣。我們小組當初入路的九個小青年，李志敏到了新鄉機務段當司爐，馬冬有上了長沙鐵道學院，韓經奎調到了李珍車站、馬學淮去車站搞基建，馬俊德調到了食堂當炊事員，許振江和張安平調到了行李房、只剩下喬正生和我仍在裝卸整車組。面對這樣的遭遇，“一個巨大的陰影在無形中罩住了我純潔的心，我憤恨、我失望、我煩躁、我酗酒、無人之時我獨自流淚，然而，更多的是無奈。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吃虧就在於太老實，既沒有有頭臉的親朋幫襯，又不願庸俗地去低三下四送禮物乞求人照顧。如果我能像別人那樣去做，我決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恐怕也只能如此了。
面對這樣的環境，更多的人開始現實起來，他們唾棄一切理想，說什麼“什麼理想？什麼事業？純粹是騙人的鬼話，有門的人想乾什麼就能幹什麼，咱沒有當官的爹，也沒有有能耐的老丈人，無權無勢，想拿錢送禮也沒人敢要，就安安穩穩當一輩子裝卸工吧。”
雖然我對生活感到十分的無奈和b.a.，對前途感到縹緲無望，但我仍然信奉理想主義，認為生活的有無意義，不在於生活環境，也不在於社會地位的高低、工作的好壞，不同的精神狀態決定著生活意義的完全不同。人，除了生存之外，還應該使自己充實，用各方面的知識豐富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沒有知識使人蒙昧，而蒙昧，將使人得不到任何成果，並在失望和憂鬱中自暴自棄。我心想，工作條件、工種變動、地位升降由不得自己，有沒有文化，有沒有真才實學卻在於我自己，我暗暗鼓勵自己，就是當一輩子裝卸工，也不放棄學習，一個沒文化、沒教養的人，將來子孫後代也會為他感到羞恥，感到慚愧。我相信，我是在走一條自己的路，一條正確的路，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惡劣的環境不能使我止步，倘若處境好轉，我同樣不會止步。為了警示自己，我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請問：在這一年的生活※※的道路上，在你自己的內心世界、思想生活中，充實了那些寶貴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