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若干規定心得體會

，因為刑法沒有將為謀取 正當利益的行賄行為規定為犯罪，所以就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那樣的話就等於什麼問題也沒有回答。⑹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實然”與“應然”的問題而已。以上僅就為謀取正當利益的行賄行為對行賄客體的侵犯來說明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這是直接造成的危害。其實，一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程度還不只是對客體直接的侵犯，還包括間接造成的後果。為謀取正當利益之行賄行為的嚴重的社會危害 性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滋長了行賄行為的進一步發展，進一步造成了權力的異化變質。行賄與受賄是一對孿生兄弟，是消長同步的。行賄行為的泛濫，必然造成受賄行為的成災，從而更進一步加劇權錢交易的頻度和程度。2、造成了社會公眾心理負擔。在當前社會中，大多數人都有認定，辦任何事情（正事和非正事，大多數情況下是正事）都需要“送禮”，否則根本辦不成事。其與行為人的經常行賄而刑法對謀取正當利益進行行賄行為的“寬厚仁慈”是分不開的。人們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是“正道”。因此，在大多數人民不富裕的情況下會因此失去很多應得利益的，因為“沒錢辦不成事，其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的。”3、破壞了執政黨和國家機關的良好形象。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取福利的黨，其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作為一名黨員，一名國家工作人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任何私利，而為謀取正當利益而進行行賄行為嚴重破壞了執政黨的形象，降低了其在人民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人們認為其是金錢政府，而不是為民政府，久而久之只能失去廣大人民民眾的信任。4、阻礙了依法治國進程的推進和發展。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我國法制建成設的基本要求，特別是國家工作人員更應該身體力行，做嚴格執法、依法辦事的模範，而謀取正當利益的行賄行為促長了國家工作人員對物質的占有欲，從而動搖了其依法行政的信念和觀念。當然，行為人為謀取正當利益而進行行賄到底是無奈還是由於其他原因都有不影響其對國家公務人員職務行為的收買性質。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選擇其他救濟途徑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有學者認為，我國現行刑事立法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已經過廣過深，我們應當順應當今世界非犯罪化的國際潮流，犯罪化是不尊重刑法謙抑原則的表現。⑺我們認為，刑法對謙抑性並不是讓刑法在新的危害行為面前無所作為。事實上，謙抑是指力求的最少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獲得最大的社會效果，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⑻其要義就在於將刑罰權的行使限於必要的干預，即要求刑法對禁止行為與致任行為的範圍確定具有合理性，將沒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規範的行為犯罪化固然有違謙抑原則，而將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規制的行為非犯罪化也同樣是與謙抑原則背道而馳的。況且非犯罪化是針對度犯罪化的矯正。過度犯罪化現象的存在是非犯罪化的前提。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刑法犯罪化的範圍及其程度究竟如何？有沒有實行非犯罪化的客觀必要，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⑼但至少可以說，我國刑法並不是處處都需要非犯罪化。如果為謀取正當利益行賄行為具有以上所論述的那樣的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並且有繼續深入發展的勢頭，在這種情況下要不要動用刑事法？我們認為回答是肯定的。否則，與刑法中犯罪概念實質定義理論不符合。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在實踐中的困惑從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犯罪 發展趨勢來看，伴隨著官員紛紛落馬成為階下囚的同時，行賄人（包括為謀取正當利益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大多數都逍遙法外，以致造成了他們僥倖的心理，從而也更進一步加速成了受賄犯罪持為的急劇攀升，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儲槐植教授指出，我國刑法網不嚴主要表現在罪狀設計過多附加目的條件，諸如“以非法銷售為目的”、“以牟利為目的”、“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以出賣為目的”、“以報復為目的”、“為謀取 不正當利益為目的”等達20處之多，數量之大在各國刑事立法中實屬少有。立法者的動機是縮小打擊面，誠有可取，但考證作為至觀因素的目的徒增公訴機關的證明難度從而導致作惡者逃脫法網機率上升的局面，這是立法技術上的失策。而且他進一步指出法網不嚴還表現在罪名設定看重主體的內心起因，典型事例是關於財產所有權刑法保護的方法，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職務侵占罪與挪用資金罪，這四個罪名的分產有兩層標準，一層是主體身份是否國家工作人員（前2項與後2項的區別），另一層是行為動機（前2項之間的以及後2項之間的區別）……定貪污罪還是定挪用公款罪，定職務侵占罪還是定挪用資金罪，麻煩出自主心態。刑法將貪污（以及侵占）與挪用（公款、資金）分罪規定，根據是主觀心態不同，學界的通說認為貪污（侵占）經非法占有為目的，挪用（公款、資金）以非法使用權用為目的，即擅自動用但準備日後歸還還而不具有永久占有的。刑法條文雖未明寫這樣的目的，但理論上說基本符合立法本意和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