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若干規定心得體會

實踐。刑法貴在可操作性強。據此要求。凡行為特徵能夠確定犯罪性質的就無需另附心態要件（例如“xxx目的”因為行為人的想法難以被公訴機關證明，相應地也就容易成為作惡習者脫逃法網的藉口。⑽反觀我國的行賄行為立法也有目的條件，即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之目的刑法規定為行賄罪和謀取 正當利益之目的（在這裡，我們擬定它是另一種行賄犯罪）。由此使我們進入了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行賄犯罪案件的急劇上升，另一方面卻是行賄犯罪 案件的打擊不力，甚至個別地方，一年辦了幾個受賄案件，卻辦不成一起行賄案件，這不能不說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大遺憾。在實踐中，對行為人進行行賄的行為司法機關一般不難查證，但查證其是否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之目的，特別是沒有謀取 到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卻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同時也大大增加司法成本，儘管有些學者指出通過行為人的行為可以判斷行為人的目的。但我們認為那只是一個推理和判斷，有現實生活中一般情況下是很難準確掌握（明顯違法犯罪行為除外）的。在目前的立法體制下，要證明一個人犯了行賄罪，不僅要證明其有行賄的行為和事實，而且要證明其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之目的，將會帶來兩個方面的麻煩，一方面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其結果是怎么也查不清楚，也許明知他有謀取不正當利益之目的，但證實不了，到頭來放縱了行賄人；另一方面即使證明了他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但在司法實踐中容易造成“口供”定罪的現象，從而利於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駁辯解，最終結果也是打擊不了行賄人。司法工作人員的普通心理是寧查10起受賄案件，也不願意查一起行賄案件，往往查不成案，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立法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