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話：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發生了，但是如何應對卻因思想觀點的不同，其拿出的解決方案也不同。我從政治經濟的綜合角度，談談個人的看法，以求更多的人探索避免經濟危機發生的發展之道。）
在寫本文前，我曾寫了“相對動態均衡經濟學理論與世界經濟危機中的人類出路”，旨在闡述我對相對動態均衡經濟原理的思考。我之所以作這些思考，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既不滿意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強者自由掠奪傾向，更滿意國內某些主流經濟學家為滿足私慾低俗之論。當然，在作經濟問題思考之前，我一直苦苦思索如何把人民民主程式制度化的問題，並且提出了自己不同與人的看法。
在我的理念中，一個最強烈的願望就是，通過人民民主機制建設，有效規制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且認為，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是我們規制人民民主和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進而擴展為世界人民造福。我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個以為，離開人民利益和國家利而妄談發展，其發展必然會走到人類的邪路上去。其實，世界上雖然有不同的發展觀，但總起來說一共兩種，一種是為少數人的發展，一種是為人人的發展。我的相對動態均衡的經濟發展觀念，是為人人的發展。
所謂為人人的發展，就是社會各階層每個人都能平等的創造，並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對於這種觀點，有的經濟學家視為是邪惡的發展觀，因為，在他們看來，社會資源有限，如果人人平等的分享資源，大家都成不了百萬富翁，所以，不如讓一部分先富起來。所謂先富，就是在同等資源的情況下，有人有特殊的優先占有權。
大家知道，我國的貧富差距巨大，大到不僅僅是個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了，而是個還有沒有發展能力，發展能力還能持續多久的問題了。再說，公平不僅僅是個增加內需的問題，同時也是個社會安不安定，會不會付出重大的社會代價、經濟代價和政治代價的問題。有人讀了我的文章後認為，我是個列寧主義，坦率的說我不是，因為，我沒讀過列寧的書，就是小時候讀了一點，也早就忘光了。但我是堅決的毛主義者。
因為，我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進步，首先要進行思想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說，社會的發展進步，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不斷革命、不斷創新，動態適應人民民眾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基礎上的。沒有思想文化的不斷革命，就沒有思想文化的不斷創新，沒有思想文化的不斷創新，何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但是，中國和世界歷史證明，能夠自覺完成思想文化革命的人畢竟是少數，是先知先覺者，比如說毛澤東，所以，精神層次的思想文化革命，需要外部力量，也就是人民民眾的力量去推動。
過去，我光知道中國的右派說左派不會搞經濟，沒辦法，今天讀到美國左派的文章，才知道中國的右派是跟美國的右派學的。其實，真正不懂經濟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因為右派只會講故事，只懂得占有就是財富的積累，不懂得相對動態均衡式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式，而左派根據經濟制度的機制原理，就可以分析、預測將來的經濟狀態。一個只會講故事、只知道占有的經濟學派別，卻占居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不出事才怪。
那么，如何使相對動態均衡式經濟發展逐漸成為一種發展模式呢？
大家知道，中國和前蘇聯以及其它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在實踐中摸索了很多年，隨著蘇聯的解體，有些人就斷言，社會主義是失敗的。但是，為什麼失敗，中國是不是也失敗了？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通過前蘇聯解體的相關資料，我們發現，前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不是其經濟崩潰，而是其官僚集團的貪腐導致的結果。也就是說，前蘇聯的解體，不是相對動態均衡式發展模式出現了問題，而是確保相對動態均衡式經濟發展模式的政治體制出現了問題。如果我們不是自我禁錮或維護既得利益的話，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國歷史：中國從1949年到1966年，經歷了17年的和平高速發展時期，創造出巨大的成績，但是，毛澤東發現，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就是官僚體制的蛻變。
官僚體制的蛻變，意味著創造得再大的成果，也會化為烏有。
但是，如果要想保持住全國人民創造的成果，就需要：一方面解構官僚體制，構建新的制約機制，防止權力蛻變。另一方面，或許毛澤東認為，唯一能徹底防止權力蛻變的力量，就是人民民眾。也就是人們現在常說的人民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因為，權力蛻變的一個主要標誌，就是對人民利益的侵害。在利益上受到無端侵害的人民民眾，必然要起來反抗，從這個角度說，人民民眾是自己利益的捍衛者，而人民民眾捍衛自己的利益，客觀上也防止了權力的蛻變。
雖然如此，人民民眾如果沒有捍衛自己利益的權利，權力蛻變必不可免。
為此，在毛澤東倡導下，中國為防止權力蛻變設立了三道硬性防火牆：
一是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二是工人有罷工的自由。造反有理。三是奪權有理。從系統機制上說，第一步，如果通過四大自由解決了社會問題，也就是官僚體制同人民民眾的矛盾，就進入第二步，工人罷工。也就是造反有理。如果進入第二步還不能解決問題，人民民眾就有權利奪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