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以為，這三大環節，環環緊扣，循環往復，是一個有效防止權力蛻變的民主機制。在這個機制中，既有效制約了官僚體制的蛻變，又確保了國家政權始終保持在黨的手中。因為，這套機制的核心，是通過機制的作用，增強人民民眾對黨的信任。也就是說，人民民眾通過自己民主權利的實踐，更加相信中國共產黨就是自己的黨，是與自己命運休戚與共的黨。
西方國家的國家意志，是通過選舉形成的，但是，由於政體建構在資本的基礎之上，資本階層為了防止政體基礎的改變，除在制度機制上設立了許多防火牆之外，還可以通過操縱媒體的方式操縱選票。由此可知，人民民眾的利益，並不能通過選舉渠道得到有效保護，而是相反，選舉可以有效保護資本利益。
但是，中國的民主機制呢？資本完全失去了操縱能力，人民的意志成了社會發展的唯一意志力，中國共產黨只能與民眾的意志力合二而一，才可以有效行使自己的權力。
由此可知，資本主義的民主模式，代表的國家意志只是資本意志，而中國的民主模式，國家意志完全是人民民眾的意志。
國際上一般認為，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失去人民意志這個基礎，其政權是不合法的。如果按這個標準看，西方國家的國家政權是建立在資本意志的基礎上，其合法性不過是資本勢力的強詞奪理而已。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晚年，西方國家政要掀起一個對毛澤東的頂禮膜拜潮，也就不足奇怪了。因為，當時毛澤東的權力，集中了全國人民的意志。
當然，從中國民主實踐的歷史上看，也不是沒有缺點、錯誤或者失誤，有的，比如說沒有做到動態有序化，也就是說，中國的人民民主機制還沒有從程式制度完善，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人民民主制度的理由。
事實上，中國卻以災難的名義，完全否定了人民民主機制。
但問題是，中國為什麼否定人民民主機制呢？其實，對這個問題，人們如果認真思索一下近三十年的權力蛻變，就不難發現，人民民主機制是對權力蛻變最大的制約。也就是說，不否定人民民主機制就無法達到權力蛻變的目的。無法達到權力蛻變的目的，就無法實現權力能獲得的各種利益。
按照中國的體制機制，就目前看，如果不恢復人民民主的制度機制，也就是實行大民主，中國既不會進入資本民主，也不會進入經濟民主，而只會逐漸演變到權貴精英資本民主。面對這種殘酷的現實，中央應該下定決心，重構人民民主的制度機制。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重新進入相對動態均衡式經濟發展模式，有效化解占有率膨脹式涌堵導致的經濟危機。
我以為，第一步要儘快做的就是人們一直呼籲的平均發錢。通過平均發錢，解決我國民眾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拉動經濟成長，救活中小企業。但是，這裡有個前提條件，那就是中小企業必須國內的，民營也好，國有也罷，但必須是國內的，而不是國外的。如果是外資企業，通過這種平均發錢式拉動經濟成長，也會造成占有率膨脹式涌堵，而後轉移到國外，結果中國還是兩手空空，這是一。其二，我曾反覆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堅決取消出口退稅，因為，出口退稅其實是中國自己心甘情願為美國開的財富漏斗。如果不堵住這個財富漏斗，中國要採取平均補貼拉動經濟發展的模式，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你沒有這個能力。其三，我以為，中國通過平均補貼式發展，限定消費對象，把破壞國家戰略產業的外資趕出去，占領主權經濟陣地。其四，扶持民族資本，也就是民營經濟，使其平等的與國有企業競爭，激活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其五，我以為美國的金融危機，既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也給中國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自主發展。
自主發展需要壯士斷腕、殊死一搏的勇氣，更需要大戰略家的膽略和魄力。
這就需要準備打仗，打一場惡仗，因為，中國的一票否決權，美國是不會給的。美國不會給，中國應該有勇氣拋售全部美國國債。拋售美國國債，大不了就是來一場中美之戰。如果中國不擁有一票否決權，中國就永遠失去了崛起的機會。但如果美國不給中國一票否決權，中國就不能白認美國給中國造成的巨大損失，而是應該讓美國知道，你給我帶來的損失，我必會讓你損失的更慘。當然，中國更應該不惜打一場戰爭。
“不打仗我的手早庠庠了。”陳老總的話。
二、相對動態均衡式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與量化標準
張敢明先生原先是位傾向於自由經濟的學者，但後來，在中國現實的教育下，他不是從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而是從國家和民眾和諧發展的角度，從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角度，反思他的成長過程，和中國自由經濟的成長發展過程，並通過分析發現：“作為親歷計畫經濟30年和市場經濟30年的中國人，我們的主張要敢於面向光明，積極實踐科學發展觀，旗幟鮮明地宣講：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引導我們這個國家走向和諧與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