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兩會代表齊聚北京，代表人們把有關人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一些社會問題提交兩會跳倫。因此兩會的召開也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高度關注，關注和他們有關的一些熱點話題。我關注的是關於減少稅收的問題。兩會關於減稅的呼聲水漲船高。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把“實施結構性減稅”作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財政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和財政收入兩項指標遠遠高於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去年GDP增速為9.2%。
這帶來兩個結果：一是公眾的“稅收痛苦”加重，幸福感打折；二是本身困境重重的中小企業又雪上加霜。因此，減稅不僅有利於民生，更有利於發展大局。現在各界將苗頭對準了間接稅。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在珠三角企業調研後指出，當地企業的稅負普遍反映是50%。除了所得稅就拿走25%了，其餘如教育稅、城建稅、價格調節基金等雜稅就有二三十種，費有18大類，60多項。
為了維持企業正常運營，這些間接稅和行政收費自然會變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比如饅頭等生活基本資料都含有苛捐雜稅。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總裁楊元慶楊元慶也直言：現在已經不只是高檔消費品國外比國內便宜，耐克鞋這些大眾消費品也是如此，“我們的聯想電腦在國內沒有辦法賣得不貴，有17%的增值稅必須加到價格裡面，但產品毛利率只有15%”。他追問：中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1/10，為何卻要多花費20%-50%價格才能買到同款產品？
即使減稅已成社會共識，且具備了相應的國家財力，但要順利實施，卻尚需深層制度變革配套。
首先，處於輿論風口浪尖上的財稅部門並不能獨立完成減稅任務。結構性減稅意味著“兩高一資”的行業就不能減，戰略新興產業就該實施減稅，小微企業的營業稅和增值稅的起征點應該進一步提高，小微企業的所得稅減半徵收。但要執行到位，就必須由工信部、發改委、商務部等職能部門全力配合，麻煩的是長期以來操作上屬於先收再返，往往變相演化成“跑部前進”局面，為變相權力尋租大開方便之門，最終吃虧的還是權勢小、路子少的中小民企。
但真正制約減稅的不是具體操作方案。
眾所周知，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地方分灶吃飯，在國富民窮之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國富地窮。廣東地稅局長王南健代表說：“100元的GDP，中央就拿走了55元。”為了完成不停加碼的任務和指標，地方政府只能搞土地財政，甚至是增加收費項目，甚至是下達一些不切實際的財稅增幅指標，“這是逼著地方幹壞事”。“結果就是‘逼良為娼’。
一個佐證是：現在地方政權債務沉重，總額10萬億以上。而這些負擔往往通過三亂等方式轉嫁到企業和公眾頭上。
更嚴重的問題卻在於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代表披露的悲催現實：“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么多官啊！”劉錫榮說，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人，現在已經增加到1000萬人，一年多100萬人。劉錫榮說：“現在有些地方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一些地方政府秘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秘書長都要給房子；配汽車，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