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個數據保守了：據《中國2009年人權事業進展》一書中說，截止2009年，中國共有290萬少數名族幹部，占公務員總數的7.4%，由此算出，中國公務員應該有3918萬左右。如果加上變相吃皇糧的事業單位職工、央企高管、政府編外人員，這個數據將更加驚人。
這揭示了稅費沉重的一個主要誘因：官員太多了，百姓養不起了。
劉錫榮開出的藥方是儘快出台“編制法”，將各部門各地區設官用人的規模納入法治化軌道，並接受納稅人的監督。
此外，中國幹部儘管取消了福利終身制，卻一直沿襲福利待遇終身制，形成只進不出的沉重供養負擔，與國外總統下台立即需要自謀生路形成巨大反差。
當然最根本的舉措還是儘快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要求，儘快進行行政體制變革，按照服務性政府的要求轉變職能，全面依法行政，從與民爭利轉向為民謀利。
記得上次政府全面機構改革已經是1998年的事了，當時的總理朱鎔基說：哪怕前面有地雷陣，有萬丈深淵，也要勇往直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因此，中國減稅不僅僅是經濟政策的全面調整，更有賴於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層變革。歸結為一句話：依法減稅的前提是依法收稅，而依法收稅的前提是依法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