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尤其是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致力於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其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令華夏兒女倍感鼓舞的是，黨和國家體認到：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更好地用優秀歷史文化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在今年2月份的政治局集體學習中，xx總書記指出：要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形成有利於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活情景和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我們認為：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以及中央近期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有關部署，正是“深入闡發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獨特創造和思想精髓”的自覺努力;而中華文化關於“風俗”理念與實踐的深厚資源，足以構成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有效維度，構成傳統智慧與當下事業的會通之處。《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共16次出現“風”字，5次出現“俗”字，“風俗”連用雖未出現，卻滲透著對傳統“風俗”之道的自覺接續與現代轉化。
一、良風美俗乃是“國之元氣”
總書記用“空氣”的意象形容核心價值觀，可謂切中肯綮的不易之論。在中國哲學傳統中，“氣”是一個重要的觀念，既是人生論上“至大至剛”“塞乎天地”的涵養對象，也是宇宙論上萬物生成之所本。孟子通過明道、集義以“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引得歷代仁人志士終生履踐。黃宗羲曾說：“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宋元學案·濂溪學案下》)值得重視的是，東漢哲人王符兼重“氣”的宇宙論與人生論價值，他曾說：“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蟲鱉，皆口養其氣。……以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潛夫論·本訓》)由此觀之，“氣”雖無色無臭，但卻“雜然賦流形”地充盈於世間，賦予包括人類在內的萬物以生命;更重要的是，深具道德情懷與精神追求的中華民族，向來珍視的不僅是自然之“氣”，更其是社會之“氣”，孜孜以求、善加養護的正是“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文天祥：《正氣歌》)的“天地正氣”!
“氣”之流動是謂“風”。風本是自然現象，“迅雷風烈”等等，莫不以其神秘和偉力而為先民敬畏折服。有了敬畏之心，有了戒慎恐懼，也就滋長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人類群體的內在律令與外在規約。“人之異於禽獸者”，社會之所以可能，端賴於此。《周易》有云：“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尚書?洪範》將風列為五種基本氣象之一，並將其分為適時產生的“時風”與長刮不止的“恆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從蟲凡聲”(《說文》);“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管子·四時》)。更重要的是，人們也認識到：風能動物，亦能化人。“四海之內，鹹仰朕德，時乃風”(《尚書·說命》);“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沾”。(《毛詩正義》)
“氣”具有自然與社會的二重性，“風”亦如是。東漢學者應劭與班固均在此意義上論述何謂“風”，進而引入“俗”的觀念。應劭認為：“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風俗通義》)“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慾，故謂之俗。”(《漢書·地理志》)而《說文》將“俗”解釋為“習”，“習者，數飛也。引申之凡相效謂之習”。(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此“風”“俗”並舉，後世學者均有解說。元人李果說：“上行下效謂之風，眾心安定謂之俗”。(《風俗通義題解》)明人陸樹聲則說：“介於上謂之風，效於下謂之俗”。(《陸文定公書》)“風”意味著“弘揚”“培育”，“俗”則意味著“推廣”“踐行”。由此觀之，我國傳統的“風俗”之論，不僅具有自然與社會雙重特性，而且兼具中心性(或普遍性)與地方性(或特殊性)兩大面向。“風”的重要政治功效是“化”，“風俗”向來與“教化”並舉，成為衡量治亂良莠的重要標誌、決定治亂良莠的重要因素、引導治亂良莠的重要手段。
先賢們認識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孟子·公孫丑上》);“風行俗成，萬世之基也”(《漢書》);“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風俗通義》)。《管子·牧民》以禮義廉恥為“國之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徐樂曾上書漢武帝，提出“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的著名命題，而“俗已亂而政不修”遠遜“安土樂俗之民眾”，恰恰構成了“土崩”危於“瓦解”的一大重要緣由。(《漢書》)顧炎武以“易姓改號”為“亡國”，以“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為“亡天下”(《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風俗敗壞、人心頹喪的破壞力甚至遠勝於國之不國;他亦轉引宋代大儒羅仲素語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日知錄》卷十三《廉恥》條)。同時，敦風化俗也被詩家盛讚，引為士人的家國理想，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又如“倘築天平基，請自厚俗始”(陸游：《歲末感懷以餘年諒無幾休日愴已迫為韻》第九)。宋人蘇軾的風俗論可能更具現實意義。他曾將“厚風俗”與“結人心”、“存紀綱”並舉為三項首要之事，並將風俗視若“國之元氣”：“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他特別警示：“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因此，“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而養護元氣之法，端賴於“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易言之，即“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是也。(《上神宗皇帝書》)此外，蘇軾還指出：“國之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乞錄用鄭俠王斿狀》)。
xx同志在近日召開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指出：五千年厚重歷史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要堅持不忘本來、固本培元。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恰恰對應了上述中華傳統所昌言的“風-俗”。必須強調的是，“風俗”的內涵與外延均遠大於現代西方風俗學意義上的“folklore”，我們對此要有充分的主體意識與文明自信。它不僅是《辭海》所謂的“歷代相傳積久成習的風尚、習俗”，而是接近於《現代漢語詞典》所謂的“社會上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的總和”。就其政治社會功用而論，它貫通“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本於社稷大經大法卻應乎百姓人倫日用，“極高明而道中庸”，體現了文明先祖和歷代賢能對良善治理之道中的精神價值之維的深刻體察，也為當前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提供了深沉厚重的歷史文化依託。收拾世道人心，提振社會風氣，實乃當下中國的一大要務。一個良善的國家治理秩序，欲求其長遠深固，甚至對世界有所擔當，就既應當是一種由可靠而管用的制度勾連與保障的“物理的”秩序，也應當是一種由根深蒂固、返本開新的文化潤滑與滋養的“心靈的”秩序。甚至制度之所以運行、社會之所以可能，都離不開作為“非正式制度”的“風俗”的力量。